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的贸易与环境问题

20 0 1年 11月 ,在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 ,各国部长一致同意就贸易与环境的某些问题进行谈判。虽然到目前为止 ,在关贸总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GATT/WTO)的协议中还没有一个专门的环境政策 ,但早在 1971年GATT/WTO框架内有关环境问题的争论就已经开始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 ,有关环境与贸易问题的争论愈演愈烈 ,争论的内容和范围也由于新问题的出现而不断延伸和扩展。处于这场争论核心的不仅有自由贸易主义者和环境主义者的对立 ,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现实的声音。鉴于新一轮谈判要在 2 0 0 5年 1月 1日结束 ,发展中国家将面临着异常严峻的任务和挑战。     

贸易是推动和平的力量吗?北大核心CSSCISSCI

“贸易是推动和平的力量”,这是国际关系学说中自由主义学派的一个核心命题。冷战结束后,贸易与和平的关系再度成为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自由主义学派对于贸易与和平关系的理念在二战后出现了重要的转变,从无条件性转向有条件性。冷战后新的政治经济现实表明,贸易既体现出和平的一面,也体现出冲突的一面。那么贸易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推动和平的力量呢?作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是:贸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和平取决于两国贸易在国家利益中的定位以及贸易利益与安全利益的排序,贸易是否能够推动和平则取决于冲突所涉及的安全利益是否存在“生死攸关”的情况。     

应对气候变化之“金融化”透视及其启示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制度确立的减排目标、适应目标、国际碳交易机制、资金机制这四大支柱已形成其内在逻辑：两大目标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提供指引,两大配套措施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力抓手。如今两大措施的“金融化”愈发明显。立足“金融化”之意涵,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金融化”体现为国际碳交易机制和资金机制的“金融化”。然而,具有金融系统性风险特性的气候风险会随时冲击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进而影响国际碳交易机制和资金机制的“金融化”。鉴于此,已有主权国对气候风险采取监管措施以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力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金融化”。揆诸我国,在国际层面不仅要积极响应国际碳交易机制的“金融化”,重视碳金融市场的主导权问题,而且还应确保依托“一带一路”倡议资金机制“金融化”的可持续性;同时在国内层面也应借鉴域外经验以防范气候风险对“金融化”的负外部性。     

就业社团:发挥大学生主体性作用促就业的有效载体——以广西大学"就业协会"为例

在大学生就业主体性作用缺失现实存在的环境下,大学生"就业社团"可以发挥内因(大学生)的主导作用,帮助大学生从低年级开始自觉、主动、积极地关注就业,发挥内因(大学生)的主导作用.这也是适应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发展的要求,是实行大学生就业指导全员化的要求,是提升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要求,是解决大学生"有业不就"的要求.     

完善政府绩效考核 提高行政执行能力

政府绩效考核，是指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所取得业绩、成就和实际效果进行的考察评价，它是建设服务型、法制型、责任型、廉洁型政府的重要措施，也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的重要途径，对提高机关行政效能，提升执行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积极探索一套科学的、量化的、操作性强的绩效管理制度，是当前我们需要重点研究的一个课题。     

构筑亚太共同体及茂物、大阪会议

1989年1月,鲍勃·霍克在韩国进行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应该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组织.1989年11月,第一届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在堪培拉举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作为一个论坛,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横跨太平洋的组织.对亚太地区的国家来说,亚太经合组织为他们在贸易安排和战略组织方面阐述自己的看法提供了一席之地.     

实践科学发展 创新思想工作

随着国有企业相继开展的三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下简称学习活动）全部完成，领导人员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职工群众得实惠的目标在一些企业得以初步实现，企业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学习活动对企业思想工作所产生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认真研究探讨实践科学发展与创新国有企业思想工作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促进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国财税制度对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启示

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清,阻碍了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进程.美国财税法以宪法为母法,对预算管理权限和政府职责作出权威性划分,同时颁布预算法、税收法、社会保障法、政府采购法4类专题性法律,明确规范政府职权,将财政管理、支出和收入民主化、法治化.因此,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健全财政监督机制、促进财政分权法治化、...     

贸易何以促成和平:以中美关系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贸易与和平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自由主义者认为贸易能够推动两国间的政治合作,是两国政治关系的“黏合剂”或是“压舱石”,并且成为两国间维持和平的力量。而贸易作为推动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的主要力量,显然不能无条件地带来和平。作者从国家决策的路径入手,引入了“对贸易收益的判断”这一变量,认为只有在战争收益接近于零,并且国家对贸易收益的判断为正时,贸易水平的增加才能推动国家间的和平。作者运用上述理论框架,对中美关系中的经贸因素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以美国放弃将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挂钩这一事件为标志,美国对中美贸易收益的判断有了积极的、重要的转变,直到此时贸易才可以成为两国政治关系的“黏合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