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游戏”与作为方法的中国训诂传统——兼论建构面子理论的方法

中国传统学术能否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不仅在于学者从宏观上把中国作为方法或者把文史哲作为方法,而是应在社会科学意义上走入哲学讨论的方法论及其延伸出的操作方法.在此方面,比较哲学中提出的中国人所具有的关联思维与西方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为中国社会学寻求本土方法提供了可能.其中,训诂学及其现代延伸可为寻求中国社会的运行法则提供方法上的可操作性.通过对“伦”“人情”“信”,尤其是中国人面子理论建构的举例,此文指出,中国字词的搭配以及在自然情境中的使用及其排比,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中国社会学在其他方法上难以得到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模型.     

进步的观念与文化认同的危机—对中国人价值变迁机制的探讨

社会与价值变迁本是历史事实,但不同的判别标准会对变与不变作出一种界定,使得一种文化模式成为可能。据此,中国文化在自身几千年的变化中业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文化形态,它在价值层面上可以概括为在宗法与小农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审美文化类型。当这种文化受到西方文明的军事打击时,中国人的自尊心开始受到挑战,导致人们学会用进化论与进步的观念来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结果在革命、改革与技术进步的线性模式中,中国文化被分割成先进与落后两类,其中包含的实用理性和目的理性促成了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遭遇到了文化认同的危机与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     

从社会资本向“关系”的转化—中国中小企业成长的个案研究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兴起，使得许多中国社会学家用它来研究中国社会中本来属于关系研究的现象。这里的一个问题是社会资本同中国人的关系，关注的是否是同一领域，同一种思考方向。本文通过对中国中小企业的个案研究认为，关系的指向同社会资本的指向有所差别。中国人的关系更多地用来表示庇护、权力运作与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权宜，具有个人层面的特征；而社会资本则关注于信息、信任、合作及资源的投资与回报，具有社会与制度性的特征。如果混淆两者，关系研究中的很多重要问题均会遭到遮蔽。     

人情与制度:平衡还是制衡?——兼论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

人情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其基本含义似乎与规范与制度相对应。正因为此,当今中国社会寄期望于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遏制人情的泛滥。此文通过对大学里一件小事的描述,借助于功能现实主义的方法,将其提升到公设、前提和推论上,对中国社会中的人情运作进行了比较系统地讨论。由此得出中国人情与制度的关系并非简单地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关系,而可以是彼此相安无事的动态平衡。这一特点极易造成社会运行的"名实分离"。在公设层面,人情是中国社会的底色。当它泛滥到制度无法抵制时,社会很难借助于制度本身的修复来加以遏制,通常只能发动周而复始的"运动",来维持其共存的动态关系。以上这些特征可以回到个案层面同其他以制度为底色的社会进行比较。另外,本文借此还对个案如何具有代表性以及如何上升为抽象的理论议题进行了讨论。     

社会经济在中国（上）

在经济全球化的裹挟之下,独大的市场经济已经越来越与社会的发展相脱离,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及垄断现象日渐加剧。以中国之博大、地方经济模式之多元、民间社会资源及文化传统之丰富,应该可以在今天中国探寻到有别于市场经济而又使经济、社会与文化相互嵌入的多元社会经济实践。     

社会信用:人性假设与制度安排

信用是社会存在的根基,它源于人类自身不能单独抵御自然和人为的灾害.信用通常以社会交换的形式加以体现,交换则建立于信息获取之上,而支撑信息真假的则是道德和伦理,后者成为社会的底线.社会底线通常由人性的假设把守着,不同的人性假设引导着不同制度设计的方向.比较而言,西方社会的人性假设是救赎式的,中国社会的人性假设是在人心内部寻求善或恶.相应地,西方制度设计有宗教式的考验意味,而中国制度设计既唱高调,又实际提防,最终把其控制落实到了惩恶优待的机制上.所有这些均可以通过日常所见的制度设计表现出来.总之,中国文化中的人性假设问题是中国社会信用危机的根源.     

中国人的“大公平观”及其社会运行模式

同西方正义与公平理论相比较,中国人的公是在私的反面提出来的,其不确定性导致它需借助于天道观演化来表现。中国思想家对天道的不同设定导致了大公平观内部的张力。反映在社会建构上,即是等级性与开放性并列运行。由于大公平观中的“公”具有无归属性的特征,因此它在分享性和时运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并导致了中国历史中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是以其为基础的,而中国当代社会中的重大问题也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关系向度理论的提出及其应用

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经过两代学人的努力,已经初具规模,但其中最根本的还是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的问题。本文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对"关系向度理论"的产生过程及其内在含义作进一步阐述,以便读者加深对于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广泛应用性以及对旅游交往研究的参考性的认识。     

关系向度理论及其解释力

<正>一、本土研究的文化解释抑或理论建构如果说中国社会科学的确有自己的话语建构历程,那我不得不提到几代社会学家与其他学者在“关系”研究领域上的深耕。从儒家思想到中国哲学,早期学者大体意识到该学说的主旨主要集中于对人与人关系的阐述。而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这样的阐述开始社会学化,从潘光旦、费孝通、梁漱溟到许烺光,再到杨国枢、金耀基、乔健、何友晖及黄光国等,不少学者都以自己的方式对中国社会的“关系性”特征进行了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