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普惠可以提高减贫质量吗?——基于多维贫困的分析

切实提高减贫质量对我国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和守住脱贫成果至关重要。金融普惠作为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和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是否有助于提高减贫质量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从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两方面出发研究了金融普惠对我国农村减贫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可以同时降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并且对多维贫困问题严重的农村家庭有更大的作用;区分不同贫困和不同金融服务发现,金融普惠可以显著降低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质量贫困,对健康贫困的影响则不显著;银行营业网点与金融服务点渗透、以及储蓄、贷款、保险及数字金融服务使用可以提高减贫质量,而其他金融机构渗透、信用卡使用及银行服务评价的作用相对有限。进一步地,文章研究了金融普惠减贫质量效应的环境条件,发现村庄市场及制度环境和家庭需求环境改善有助于充分发挥金融普惠的积极作用,相反则可能构成一定的制约。最后,文章检验了金融普惠的影响机制,发现促进农村家庭人力与物质资本积累、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文章结论为我国提高减贫质量提供了可靠的政策工具,同时也可促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房屋拆迁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作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产物,房屋拆迁可能会影响拆迁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数据,实证分析了房屋拆迁这一外生事件冲击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我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研究发现,与未拆迁家庭相比,拆迁家庭创业的概率显著降低.进一步分析发现,拆迁家庭现有的住房状态,对拆迁与家庭创业之间的负向关系有显著的影响:与现在没有住房的家庭相比,拆迁对现有住房的家庭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小.因此我们认为,拆迁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租房家庭的负向影响最大、1套房家庭次之、多套房家庭的影响最小.     

家庭债务问题研究：影响因素、经济社会效应、风险评估及防范

实体部门杠杆率适度增长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而杠杆率一旦超过合理范围则可能抑制经济发展。作为经济主体的需求部门,家庭部门债务过高会通过抑制消费与投资、增大金融体系不稳定等渠道,对宏观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近年来,中国家庭部门债务快速增长、杠杆率迅速攀升,而收入及储蓄增速放缓,家庭部门债务负担正在不断加重、债务风险问题日益增加。但是,在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社会各界主要关注了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债务问题,对家庭部门债务问题的关注及研究还有待加强。为此,本文从家庭债务增长的影响因素、经济社会效应、债务风险评估及风险防范机制出发,对家庭债务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全面分析当前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前沿,并指出其中研究不足和中国家庭债务问题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而为我国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证据支持和政策建议。     

长期减贫的未雨绸缪——来自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证据

巩固脱贫成果和解决相对贫困是2020年后中国长期减贫面临的主要挑战,为此东部地区率先进行了实践创新。本文以2003—2016年中国东部80个地级市的数据为样本,利用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合成控制法识别了试验区政策的减贫效应、影响机制及作用渠道。结果显示:政策的实施显著实现了收入减贫与多维减贫,即农户收入得到提高和跌入多维贫困概率降低;丽水试验区的减贫效果最明显,阜新和清远的减贫效果一般;试验区内家庭的各类收入增加,贫困脆弱性和慢性贫困降低。进一步分析表明,减贫效果差异的宏观影响机制是包容性增长,政策主要通过保险覆盖、金融参与和社会网络等渠道对家户增收和减贫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的结论对于制定差别化扶贫政策、创新贫困监测机制、构建多元协同扶贫机制以及建立城乡统筹反贫困体系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普惠保险如何作用于农村反贫困长效机制建设?——基于贫困脆弱性的研究

反贫困长效机制建设事关我国脱贫质量和能否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本文利用在四川、河南、甘肃和青海四省份调研搜集的农村家庭微观数据,从贫困脆弱性出发,通过构建村庄普惠保险指数,研究了普惠保险如何作用于我国农村反贫困长效机制建设,并分析了普惠保险与保险深度、保险密度对降低贫困脆弱性的区别,以及普惠保险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     

人民币进口汇率传递效应及国外出口商定价能力——产业视角下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局部均衡框架下建立了引入进口关税的成本加成模型分析国外出口厂商的定价行为,并构建了我国各产业的进口价格、名义有效汇率和国外出口商生产成本指数,利用分布滞后模型首次对各产业的汇率传递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发现: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各产业进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都存在很大差异。以采掘、皮革、冶金和纺织为主的资源类产品的进口价格传递弹性普遍较高,甚至超过具有高附加值的机械产业。资源类中以进口稀有金属为主的采掘业长期传递弹性最高。短期内,几乎所有产业的外国出口厂商都会通过调整成本加成来吸收汇率变动;而在长期,汇率变动基本上对各产业进口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传递,尤其资源类产业更倾向于采取生产方货币定价方式。结果表明我国一方面可以通过汇率升值提高购买力,另一方面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则强烈需要改变现有高耗能的增长模式。     

影子银行业务如何影响表内存贷款业务——基于商业银行表外理财业务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2017年中国35家商业银行的表外理财业务研究了影子银行业务对银行表内存贷款业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负债端,理财市场可自主定价的利率迫使存款利率上浮,但是商业银行个体的表外理财业务规模显著减缓了上述不利影响.在资产端,表外理财业务通过干扰表内信贷风险结构的优化调整,进而增加了表内信贷业务的潜在风险.     

我国货币政策能减小宏观经济波动吗?基于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分析

我国宏观经济过去20年间的一大特征就是高增长、高波动,但1996年后波动性有所减小.本文目的就在于考察我国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通过构建反映我国利率双轨制以及相应汇率制度的前瞻性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从管制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两个维度,用GMM模型实证估计了1987-2007年间以及1996年前后的反应函数,结果发现其可作为衡量我国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基准;同时管制利率在1996年以前有放大经济波动的效果,而1996年以后对产出表现出显著的逆周期调控特征,但央行利率调控效果因没有从管制利率有效传导到市场化利率而减弱.此外,我国管制和市场利率都对通胀反应不足,这使得通胀在我国有自我实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