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本文在中国大历史视野下认识国家治理逻辑。在前半部分,以近年来学术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黄宗羲定律"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历史上税收财政领域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现象,解读其中折射出的中华帝国的治理困难和由此衍生的制度安排。在后半部分,则着眼于中国大历史脉络,提出三对(概念)关系——"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特别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转化的核心地位,阐述这些关系以及相应的分析概念和研究问题。笔者认为,当代国家与中华帝国面临着类似的治理困难,而且这一治理逻辑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深刻的适应危机。     

基层政府间“共谋”的制度逻辑

作为中央政策执行过程的最终环节,基层政府在中国政府组织制度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在中国政府组织制度中,贯彻执行上级政府的各项政策指令是基层政府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上级决策者和政策研究者经常用上传下达、令行禁止这样的词汇来形     

基层政府间“共谋”的制度逻辑

作为中央政策执行过程的最终环节,基层政府在中国政府组织制度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在中国政府组织制度中,贯彻执行上级政府的各项政策指令是基层政府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上级决策者和政策研究者经常用"上传下达、令行禁止"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基层政府工作的理想状态.     

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主要建立在官僚制的常规机制之上,但官僚制度有着内在困难,而且这些困难在中国官僚制度特定形式下加剧放大,常常导致组织失败和危机.因此,国家治理过程中演变出运动型治理机制以应对之.本文在这一大历史背景下,从与韦伯式科层制的比较和当代组织理论角度,分析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运动型治理机制,指出常规机制与运动机制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只有在常规机制及其随之而来的组织失败背景下才能认识运动型治理机制的定位和意义.在现代社会中,这一机制的合法性基础和组织基础都受到了极大挑战,呼唤着新的组织治理模式.     

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

项目制作为一种自上而下资源配置形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分税制以来日渐凸显,并溢出财政领域成为国家治理和贯彻政策任务的一个重要机制。本文有三个目标:一是通过项目制研究文献的梳理和述评,提炼项目制要素特点产生的不同组织形态;二是在这一基础上,从"控制权"理论视角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用以分析解读项目制的不同权威类型、条件和博弈过程;三是从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基本矛盾着眼,讨论项目制在国家治理中的意义。     

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本文以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为主线,从国家治理模式视角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稳定重复的重大现象——集权与放权的交替往复,整顿治理的运动型机制,绵延不断但收效甚微的政治教化活动,举步维艰的科层政府理性化和法制建设发展,政策执行中的变通和共谋行为等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深层制度逻辑.     

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

中国官僚体制是国家权力与民众间的稳定纽带,提供了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韦伯意义上的国家支配方式塑造了国家权力、官僚体制、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蕴含着国家治理逻辑的密码。本文借用韦伯"权威类型—支配方式—合法性基础"三位一体的理论思路和概念工具,在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下,探究国家支配方式及其合法性基础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并着重分析中国官僚体制在这一支配方式中的位置角色、制度设施、历史渊源和由此产生的行为特征。依这一理论逻辑解读国家支配方式所塑造的国家权力、官僚体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和内在张力,以及在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

中国政府行为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在执行来自上级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各种指令政策时,基层上下级政府常常共谋策划、暗渡陈仓,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各种手段,来应付这些政策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检查,导致了实际执行过程偏离政策初衷的结果。本文从组织学角度,对这类现象提出一个理论解释。本文的中心命题是：在中国行政体制中,基层政府间的共谋行为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非正式行为;这种共谋行为是其所处制度环境的产物,有着广泛深厚的合法性基础。本文讨论政府组织制度的三个悖论,对这一现象提出理论解释：一是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的悖论,二是激励强度与目标替代的悖论,三是科层制度非人格化与行政关系入缘化的悖论。本研究强调,共谋行为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政府官员或执行人员的素质或能力,其稳定存在和重复再生是政府组织结构和制度环境的产物;是现行组织制度中决策过程与执行过程分离所导致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近年来政府制度设计特别是集权决策过程和激励机制强化所导致的非预期结果。而欲改变这一状况,首先需要对政府组织现象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有力的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