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

通过测度2003—2016年中国285个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分析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因子探测结果及其影响因素。发现东部地区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并且东中西部地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差异越来越大;在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的资本要素、消费支出和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等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     

高铁会影响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吗？*——东北振兴的另一种思路

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产业的竞争,在全面推进高速铁路建设和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下,基于东北地区147个县和34个城市的数据,运用SARAR模型分析高铁对不同行政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建设存在着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同时高铁建设对城市产业结构产生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高铁促进了城市和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升;高铁还会带来"鲍莫尔成本病",即高铁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高铁在产业结构的虹吸效应中起到促进作用;高铁会通过抑制第一产业发展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影响地区产业结构;高铁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本要素产生影响.同时采用了4种方法检验高铁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发现相关结论仍然是稳健的.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要素流动、政府干预和交通衔接等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来自中国1869个县域的证据

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总体较低,如何依靠内生动力补齐农业机械化短板尤为重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正好为破解农业机械化难题开辟了新路径。本文基于1869个县域数据,运用SARAR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影响的均衡效应和非均衡效应,同时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机械化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促进农业机械化的重要路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会受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与其他县域相比,农业落后县、平原县和农业县更容易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受益;数字普惠金融还会以农民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为中介变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为此,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应抓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不同区域应依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就业是农民工进城谋生的基本途径,而就业稳定是农民工定居城市的基本保障。利用辽宁省农民工调研数据,在构建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区域稳定性较之职业稳定性的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讨论发现,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普遍存在,且在不同特征群体中存在差异;职业稳定性能够显著提升新一代、高收入和在小城市就业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区域稳定性能够显著提升老一代、从事白领职业和高收入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影响

在农业强国建设背景下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提供了重要路径,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补齐耕地短板弱项的方式为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创造了基础。本文基于村庄三期追踪调查数据,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分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高标准农田建设对不同环节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高标准农田建设显著提升了农业产中服务和产后服务水平,但对农业产前服务没有显著影响;与欠发达村庄、丘陵村庄和传统村庄相比,高标准农田建设更能够提升发达村庄、平原村庄和现代村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因此,应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支持力度,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以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技术进步偏向？

技术进步偏向不仅是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而且还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但现有文献主要讨论了技术进步偏向的经济效应,鲜有文献从数字金融角度研究技术进步偏向。从理论上构建技术进步偏向的CES生产函数,分析发现技术进步偏向会受到数字金融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计算出1869个县域的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并采用SARAR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及其各维度均会引致县域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最大;县域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会影响数字金融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程度,而且还会改变数字金融对技术进步偏向影响的方向;在缓解了数字金融内生性之后,数字金融对技术进步偏向影响的估计结果依然稳健;数字金融会引致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但其会受到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最后为促进数字经济繁荣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促进结构红利释放?

数字金融改善了县域的融资环境,在优化要素配置结构的同时为结构红利的释放开辟了新道路,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文章尝试将数字金融纳入到县域结构红利的研究框架内,基于1869个县域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数字金融对结构红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县域数字金融和结构红利存在着空间依赖关系;县域数字金融发展及其各维度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县域结构红利的释放;数字金融对县域结构红利的影响还存在非均衡效应,即与贫困县域相比,数字金融更容易促进富裕县域结构红利的释放;县域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效率在数字金融对结构红利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用。根据研究结论为推动县域数字金融发展和结构红利释放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     

农业机械化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提高农民收入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路径,而推进农业机械化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方式。从农业机械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内在逻辑出发,利用1 869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分析农业机械化在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过程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县域农业机械化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相关性;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能够促进农民增收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业机械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着空间差异;农业机械化能够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可以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间接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促进还是抑制？——非农就业对农地效率的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1 869个县域的面板数据,本文测算县域的农地效率水平,并运用SARAR模型分析非农就业对县域农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县域农地效率水平相对较低,总体上表现出“中等水平陷阱”;县域非农就业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非农就业能够提高县域农地效率;非农就业对农地效率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即非农就业主要影响东部和中部县域的农地效率,对西部县域农地效率并未产生影响。本文为促进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