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估算

当前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解读主要是从全国层面来进行的。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的关键是对潜在增长率进行合理估算和预测。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不仅从全国层面估算潜在增长率,而且还从区域层面估算潜在增长率。本文使用生产函数方法,以ARMA模型为辅助,对中国经济的合理增速进行估算。研究发现：（1）从全国层面来看,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相对于以往将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为6%左右,这与中央所做出的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相吻合;（2）根据生产函数法,从供给侧来看,新常态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主要源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收益率下降带来的资本投入减少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下降;（3）虽然从全国层面来看,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总体上呈现出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下降趋势,但区域层面则呈现出增长率分化的趋势。新常态并不意味着各地区同步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基于长期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处于波动震荡的状况,本文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后危机时期的中国工业部门产能过剩测度——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

目前理论界对“后危机时期”尚无定论,本文特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一时期。文章结合数据包络分析和系统GMM模型分析了 2008~2015 年我国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情况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这一时期我国工业部门的平均产能利用率约在69.57~73.09%左右,其中制造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程度优于采矿业和电力、热水、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与一些发达经济体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相比德国2015年制造业产能利用率84.35%的水平,我国只有72.46%;需求因素与产能利用率显著正相关,现期汇率因素、企业数量因素与产能利用率显著负相关,经济发展程度、行业开放度和固定资产投资因素不显著。     

浅谈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贵阳市养老模式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极大改善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老年人口比重逐年增加,养老问题也成为一个日益关注的社会问题。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逐渐衰弱的情况下,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很好的分担起了养老问题。     

中国高技术产业存在“结构红利假说”吗？

描述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结构、要素生产率及其演进情况，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方法解构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别检验了生产要素跨行业、跨省区和跨所有制流动对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结构性贡献。研究发现，劳动力和资本跨行业流动均产生了“结构红利”；劳动力和资本跨省区流动均产生了“结构负利”；劳动力跨所有制流动产生了微弱的“结构红利”，资本跨所有制流动产生了“结构负利”。“结构负利”的产生具有如下启示：合理减少行政干预，释放高技术产业生产要素流动活力，破除高技术产业融资的地域与所有制歧视，逐步建立统一的高技术产业劳动力市场。     

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利用我国A股2 563家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218个城市的地方融资平台有息债务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并没有导致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上升;非国有上市公司通过调整其融资结构有效弥补了政府债务对其债务融资的“挤出效应”,表现为政府债务扩张时银行借款下降,股权融资和内源融资增加,而国有上市公司不受债务挤出影响,表现为债券融资上升和内源融资下降;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企业融资方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行业、城市和政府债务结构异质性;另外,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非国有上市公司银行借款的“挤出效应”具有明显的期限特征,即短期借款下降,而长期借款上升。     

新生代农民工本土市民化的就业问题分析

本文从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带来的对劳动力的需求从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以及作为产业主力军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不高所造成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出发,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成为他们定居东部城市的瓶颈,从而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向西部转移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