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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傲功高平常心,风云叱咤已无吟,国是当问助定夺,一代元戎百世尊。”这是我在徐帅身边工作8年又8个月的切身感受。我是在一个非常时期,即3年困难开始的1961年2月,从总参机要局调到徐向前元帅处从事秘书工作的,直到另一个非常时期,即1969年10月,在“文革”中徐帅处境非常困难时,我被下放离开了徐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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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走势出现了明显分化,直观上说明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发生了变化。本文基于产业链价格的传导视角,利用非线性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对比分析新常态前后中国PPI与CPI传导机制的变化。研究发现,新常态之前中国PPI与CPI之间产业链价格的传导机制较为通畅,主要表现为上游生产环节的价格变动可以有效传导至中游流通环节进而带动下游消费环节的价格变动。新常态以来,中国PPI与CPI的传导机制不通畅,主要是由产业链的中游流通环节向下游消费环节的价格传导受阻引起的。其直接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消费增长乏力;根本原因是产业结构低端化,这导致中游去产能进程缓慢,进一步加剧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由于产业链价格的传导机制失效,未来中国PPI与CPI走势的分化可能是长期现象,因此货币政策在稳定价格时就不能只关注CPI,应将PPI等其他重要的价格指数也纳入指标体系中,确保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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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经济总体较为平稳,但也出现了一定的下行压力。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增速下滑幅度较大;出口增速出现回落迹象;民营企业利润显著下滑;企业用工需求开始减弱;企业家、居民和银行家等微观主体信心指数较为低迷。当前,我国经济内需持续疲软,外需增长难以持续。民营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导致经济内在增长动力不足,公众的乐观预期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减弱,这些因素将掣肘未来我国经济的增长。宏观政策应针对我国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民企债务违约、居民消费增速过快下滑、民间投资再次快速下滑、地方债务进一步膨胀、股市持续低迷与人民币汇率贬值扰乱公众预期、外部风险对国内经济的冲击等风险,加大力度和加强协调。具体看,需要做好以下工作:加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重点通过减税降费等方式降低当前偏高的宏观税负;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各类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加强宏观政策的预期管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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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而政府债务负担不断攀升的局面,那么政府部门能否进一步加杠杆从而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成为各界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我国政府债务中的外债占比偏低的典型特征,收集了全球35个主要经济体2001-2018年的季度数据,从外债占比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一方面,政府债务中的外债占比偏低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概率,因此可以视为政府债务问题的“安全垫”,这有助于拓宽政府部门的加杠杆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债务中的外债占比偏低会通过“外债占比偏低-对投资的拉动作用减弱-政府债务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减弱”和“外债占比偏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作用减弱-政府债务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减弱”这两条机制,弱化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因此,外债占比偏低是我国在“防风险”方面的一大优势,使得中央政府具有进一步加杠杆的空间,从而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但是,政府债务过于依赖内债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在“稳增长”方面的作用。未来我国可以适度优化外债规模,更好地在“防风险”与“稳增长”中寻求动态平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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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瑞 《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10,(10):19-19
行政决策者是行政决策中枢系统的核心,是行政决策系统主观能力的集中体现者。只有提高决策者的各方面素质,才能使行政决策体制得到完善。所以,提高决策者的素质势在必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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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通常被认为是杠杆率高企的主要原因。由此,降低间接融资占比被视为去杠杆的有效手段。然而,本文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系统分析了间接融资占比与杠杆率之间关系,并利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之后,认为这一论断有待商榷。(1)间接融资占比与杠杆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而非已有多数研究认为的正相关关系,间接融资占比并非越低越好。(2)间接融资占比与杠杆率之间U型曲线的拐点值会受到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信贷资金配置效率越高,U型曲线的拐点值越高。反之,U型曲线的拐点值越低,间接融资占比上升更容易推动杠杆率上升。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情况,高杠杆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间接融资占比偏高,信贷资金配置效率偏低才是更为重要的原因。通过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等相关举措来提高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更有助于推动中国杠杆率的下降。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