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过大、无害需求不足与当前世界经济危机

历史事实表明,凯恩斯基于"有效需求不足"所提出的"相机抉择"式总需求管理理论并没有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凯恩斯主义在全球的过度实施反而成为经济危机的幕后推手之一。就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无害需求,而不是笼统的有效需求。将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用增加无害需求、限制有害需求的方式来扩大总的有效需求,这将是长期中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本途径。     

公共产权资源治理理论的演进与进展

1954年,戈登(Gordon)最先抓住了CPR问题的本质,并对其属性进行了模型化论证,成为该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哈丁"公地悲剧"的发表则激起了学界研究CPR问题的热潮。早期学界主张要么通过"利维坦",要么私有化来治理CPR。由于奥斯特罗姆等人的努力,社区自治作为事实上的一种替代性解决方案日益得到认可。拉赫曼(Rahman)等人的研究则表明在特定的宗教和文化背景下,公地不仅不会导致悲剧,而且具有私地所不能比拟的优势。希尔(Hill)对美国野牛的研究发现,即使是经济学家公认的公地悲剧也未必真的就是悲剧。     

数字经济、创新螺旋与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研究

数字经济改变了现有产业模式,促使产业链由传统生产者主导向新兴消费者主导逆向转变,重构产业链新格局。基于2017—2022年投入产出表、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结合《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对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行统计分类,采用PSM、渐进DID方法,聚焦数字经济、创新螺旋与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提升产业链中心度和中介度,促进关键环节控制能力提升;二是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数字产业化的推动作用强于产业数字化;三是数字经济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存在区域异质性、时段异质性和“卡脖子”行业异质性;四是数字技术“创新螺旋”效应承担部分中介作用,数字经济通过“创新螺旋”效应有效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据此,提出数字经济驱动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     

贫富差距过大、无害需求不足与当前世界经济危机

历史事实表明，凯恩斯基于“有效需求不足”所提出的“相机抉择”式总需求管理理论并没有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凯恩斯主义在全球的过度实施反而成为经济危机的幕后推手之一。就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无害需求，而不是笼统的有效需求。将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用增加无害需求、限制有害需求的方式来扩大总的有效需求，这将是长期中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本途径。     

哈丁之前的“公地悲剧”思想研究

"公地悲剧"理论不仅是许多现代经济学教材的重要内容,而且具有突出的实践指导意义。虽然这一理论的雏形和正式证明在哈丁(1968)之前就已存在,但却长期被学术界所忽视。为了改善这种局面,促进人们获得对"公地悲剧"思想史更加完整的认识,系统梳理与之相关的历史文献,从而清理出这段"尘封"的思想史是很有裨益的。根据时间先后和认识程度递进的顺序,这段思想史可以被归纳为三个并不连续的阶段:古希腊、近代和1968年以前的20世纪。     

警惕另类的“双轨制”--规则“双轨制”

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价格“双轨制”、养老金“双轨制”等已广为人知,而有一种“双轨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就是在社会各个领域中都广泛存在的明规则和潜规则并行的规则“双轨制”。规则“双轨制”削弱了明规则的权威,造成公开制度的名实分立,侵害了社会正义,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解决规则“双轨制”问题必须压缩潜规则的运行空间,进而消除潜规则。     

对公地悲剧理论适用边界的探讨

长期以来产权经济学界存在一种"公地即悲剧"的倾向,试图将所有在"公地"领域发生的悲剧都用公地悲剧理论来解释,人为夸大了公地悲剧理论的适用范围与程度,并得出不恰当的政策建议。公地悲剧理论的适用边界应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有限进入式公地,而非开放进入式公地,才是现实中公地的主要形式,它们通常存在各种各样的管理制度,没有先验性的证据表明这类公地必然会导致悲剧;第二,公地悲剧理论将公地使用者高度简化为经济人,而这种假设本身是有争议的;第三,在行为成本未知或完全无意识的状态下,即使是人类行为造成"公地"使用不当的悲剧,也不能用公地悲剧理论来解释;第四,囚徒困境只是公地博弈的一种解,但并不是唯一解。     

互联网传播内容治理监管机制及路径研究

文章通过对我国互联网传播内容的管制机构、立法现状、管制方式以及行业协会方面的研究发现,我国互联网传播存在内容管制制度不完善,网络立法繁多但层次较低;管制机构多元化,各主管机关权力冲突;在互联网传播内容管制方面管控技术落后;行业自律水平低等问题。针对我国互联网传播内容存在问题及管控现状,提出以下对策：明确网络立法的指导思想,对互联网络进行立法管制;建立互联网管制的主管机构,实现现有互联网管制机构进一步融合;加大政策和资金上对网络管控技术的支持;促进行业自律,鼓励企业、政府和民众共同监督。     

中国产业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何以实现？——对高新技术企业集聚效应与技术创新的考察

文章利用国泰安数据库、投入产出表与上市公司数据（1990—2020）匹配得到我国1356家高新技术企业，采用空间基尼系数测度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程度。同时，文章测度产业链中心度与中介度衡量产业链关键环节可控程度，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集聚推进产业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提升程度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总体层面，高新技术企业集聚、自主创新有效地推动了我国产业链关键环节可控能力提升。具体细分，一是所有制层面，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对产业链关键环节可控能力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国有企业作用强度略大于民营企业；二是行业层面，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对产业链关键环节可控推动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三是地区层面，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对产业链关键环节可控能力的推动作用强度依次为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南部沿海、长江中游、黄河中游、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四是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高新技术企业集聚通过技术创新有效驱动了产业链关键环节实现自主可控。据此，文章提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科技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