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存在邻里效应吗?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文章识别了家庭代际经济支持中的邻里效应,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子女、父母等一系列特征变量后,社区邻里效应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影响因家庭所在区域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社区邻里效应对农村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明显大于城镇家庭。此外,研究还发现:社区邻里效应对多子女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明显大于独生子女家庭,对男孩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作用显著大于女孩家庭和既有男孩又有女孩的家庭。最后,机制检验表明:在社区内部,子女追求社会地位,希望赢得他人尊重是社区邻里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文章从社区内部不同家庭互动角度解释家庭代际支持行为,为理解近年来我国不断增加的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现实矛盾与对策

贫困互助资金是扶贫的宝贵资源,也是重要的力量传导机制,但调研发现,互助资金在设立后,其实际运行并没有达到理想效果,存在借贷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管理者的寻租行为、瞄准率较低、资金供需矛盾和法律风险等一系列问题.为此,需要从成立互助资金联系小组,实行责任共担;强化监事会职能,加强互助资金管理;壮大互助资金组织,适当提高一次性信贷规模;严格审核信贷用途,提高贫困资金瞄准度;争取出台地方性法规,提供互助资金存在的法律依据等方面着手改进.     

隔代照料对农村中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使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引入隔代照料时间变量,本文考察了隔代照料强度对我国农村中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隔代照料强度对农村中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呈倒“U”型趋势,且年均时间为3～6个月的隔代照料强度对农村中老年人主观福利的改善具有更明显效果,尤其是对女性中老年人、在婚中老年人和老年人。研究表明,隔代照料强度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呈倒“U”型趋势,主要是因为适度水平的隔代照料有利于改善农村家庭养老水平和代际关系。     

大豆政策篮子向“专用性”升级

<正>国务院《关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要求,以东北地区为重点,黄淮海地区为补充,划定大豆生产保护区1亿亩(含小麦和大豆复种区2000万亩)。这里的小麦和大豆复种区应是黄淮海夏大豆生产区。也就是说,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以下简称东北三省一区)春大豆生产保护区面积是8000万亩。近三年,我国大豆平均播种面积是10273万亩,其中,黄淮海夏大豆播种面积是2994万亩,     

农村彩礼存在“后端”代际剥削吗?——基于代际互动视角的实证分析

着眼于儿子婚后的代际支持行为,利用CHARLS数据从长期互惠视角实证研究了农村彩礼的“后端”代际剥削现象。研究发现,结婚时获得更多父母彩礼帮助的儿子并没有给予父母更多的经济支持,但彩礼支出显著提高了儿子在婚后与父母见面的频率。我国农村彩礼存在后端代际经济剥削,不存在后端代际情感剥削。该现象无论是在“父子两代自立”还是“子女赡养父母”阶段都成立。此外,农村彩礼后端代际剥削存在距离效应,即与“既分又离”的亲子居住模式相比,“分而不离”居住模式下彩礼后端代际剥削更加严重。以上结论从代际互动视角为彩礼代际剥削增添了新的经验证据。     

子女外出务工与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关系研究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因此,探讨子女外出务工与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2012年CFPS数据,分析了子女外出务工与留守老人多维贫困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子女外出务工显著降低了农村留守老人的多维贫困,且对男性留守老人多维贫困的减缓作用明显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子女外出务工主要通过经济、生活和社会途径减缓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但同时加重了农村留守老人健康与精神贫困。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启示。     

中国糖料生产布局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掌握糖料生产布局规律,引导并支持糖料生产向优势主产区转移,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国糖料的市场竞争力。[方法]利用1980—2015年13个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固定效应模型,文章重点对中国糖料生产布局变动、区域比较优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改革开放后中国糖料品种逐步向甘蔗集中;甘蔗生产逐渐向华南的广西和西南的云南集中;甜菜生产逐步向西北的新疆和内蒙古聚集。从区域比较优势看,现行中国糖料生产布局是符合生产规律的。此外,研究还发现比较效益、农户粮食安全供给水平、有效灌溉面积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对中国甘蔗生产布局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效灌溉面积、受灾程度和临时收储政策对中国甜菜生产布局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结论]建议从做好全国糖料生产区域规划、精准给予糖料生产支持政策及提高政策支持成效三方面下功夫。     

易地搬迁脱贫户生计分化、组织嵌入与耕地撂荒行为——来自24个大中型集中安置区的证据

易地搬迁大中型集中安置区脱贫户离农现象普遍,对迁出区土地利用产生连锁冲击,用好迁出区耕地资源,事关搬迁脱贫户可持续生计以及脱贫成果巩固。本文建立生计分化、组织嵌入和耕地撂荒行为的理论框架,并利用四川和贵州24个大中型安置区827户搬迁脱贫户微观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以非农活动增加与身份认同加深为表征的生计分化,加剧了搬迁脱贫户撂荒耕地发生率,其中身份认同加深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更大;组织嵌入能显著抑制搬迁脱贫户耕地撂荒行为和因生计分化而引发的耕地撂荒比率,进一步考察异质性组织嵌入的调节作用,发现其负向调节效应主要源自林果类组织。基于此,创新迁出区农地流转服务,依据移民生计分化鼓励内部定向流转,同时引导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农业生产托管,结合区域特色优势扶持发展省工性林果业复合经营,尽快走出迁出区耕地撂荒与资源错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