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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俊娜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2,43(8):164-171
目的 农户搬迁后在安置地的融入和发展是决定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成功与否的关键,分析安置方式对搬迁农户社会融入的影响,有利于为实现农户更好融入新环境提供对策建议。方法 文章从社会融入角度出发,通过构建搬迁农户社会融入指标体系,利用8省16县969户的搬迁农户样本和多层模型分析技术,实证检验了安置方式对搬迁农户社会融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 与村内安置相比,外村安置、乡镇安置和县城安置对搬迁农户的社会融入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依次增大,具体表现为对搬迁农户经济融入、社会交往融入以及心理融入的影响。机制分析得出:安置方式通过影响农户的生计方式和生活方式影响其经济融入,通过影响农户的旧关系网络和新关系网络的建立影响其社会交往融入,通过影响农户对新环境的适应程度影响其心理融入。结论 要根据实际情况精准施策开展帮扶,满足搬迁农户的安置需求,促进农户融入新环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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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8省份16县1144户易地扶贫搬迁户的三期平衡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安置区位对搬迁户收入和收入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带来的增收效应和提质效应分别提高了14.6%和2.6%,这一结论在重新测量被解释变量和克服内生性后依然成立。从收入结构看,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带来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加效应更强;从收入质量不同维度看,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更有利于提升搬迁户收入的充足性、优化其收入的结构性、降低其收入的成本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效应具有一定异质性。从不同搬迁时间看,短期内,城镇安置的增收效应与农村安置相比更强;从长期看,城镇安置的增收效应和提质效应与农村安置相比均更强。从不同收入水平看,城镇安置较农村安置的增收优势突出表现为“益贫不益富”的特点,而提质优势则具有“益富不益贫”的特点。鉴于以上发现,乡村振兴阶段的搬迁要充分考量迁入地的区位选择,采用城镇安置优先的原则;长期动态关注农村搬迁户的收入和收入质量状况,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提高农村安置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农村安置户内部收入差距。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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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农民增收带来了新的机遇,逐步成为农民增收新的潜在动力。在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的过程中,农业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互联网电商平台的高质量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完善、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带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创造就业创业理财机会、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出现以及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增加农民收入。从理论上讲,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主要得益于协同效应、匹配效应和正外部效应的发挥,提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实现了供需双方的精准匹配,促进了资源要素的传播共享。然而,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也面临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与网络服务水平相对落后、农业农村数字化应用场景较为有限、数字人才缺乏与农民数字技能不足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应不断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化应用蓬勃发展,加快人才引进和数字技能普及,让数字技术红利惠及更多农村人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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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构造了衡量绿色金融与绿色发展的综合指数,采用固定效应和门槛回归方法,从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视角分析了绿色金融与地区绿色发展二者之间关系,研究表明:绿色金融能显著推动地区绿色发展,这主要表现为地区环境治理水平提高与地区环境质量提升。分组回归检验发现:绿色金融对绿色发展推动作用在产业结构生态化程度较高且位于东部的省份表现地更为显著。门槛检验发现:以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为门槛变量,存在着双重门槛效应,只有当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才能充分体现出绿色金融对地区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据此,应该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激励约束体制,充分发挥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资源配置功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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