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与多元化经营——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在综合考虑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高管激励、控制权竞争以及监管水平等公司治理内部和外部机制的基础上,运用2003年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构造多元化和公司治理指标,对公司治理与多元化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高管持股比例和交叉上市等公司治理因素对多元化水平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是领导权结构和独立董事比例等董事会结构因素对多元化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实证结果从整体上支持多元化的代理假说.     

后续扶持政策、资源禀赋与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

基于陕西省两地区最新的搬迁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定量评估易地搬迁户生计风险水平,比较不同搬迁异质性因素下农户生计风险水平及其各维度的差异,实证分析后续扶持政策、家庭资源禀赋对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1)易地搬迁农户健康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水平较高,各维度风险水平在搬迁户内部分化明显,且不同搬迁特征下搬迁户的生计风险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政府的经济补贴对搬迁户生计风险有显著负向作用,但技能培训和产业帮扶仅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信息风险,对其生计风险总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3)家庭资源禀赋中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生计风险。结合研究结论,进一步提出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措施、防范农户生计风险的政策建议。     

中国乡城流动人口社会网络复杂性特征分析

借助社会网络等非正式制度方式实现再社会化是乡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的主要途径之一。对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分析不仅可以揭示其网络结构特点,也将为进一步研究流动人口再社会化过程提供理论基础。采用深圳市流动人口专项调查中的整体网络数据,借助复杂性科学,尤其是复杂网络的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乡城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络与讨论网络的复杂性特征。在乡城流动人口社会网络中广泛存在小世界现象和无标度特性等复杂网络特征。复杂性科学可以为分析诸如乡城流动人口这样的复杂系统提供有效方法,也是拓展复杂性科学,尤其是复杂网络应用领域的有益尝试。     

约束型政策对于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影响:基于TPB模型的解释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模型,利用陕西省三个县区的调查数据,对约束型政策在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决策当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个人的儿子偏好态度、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儿子偏好态度仍然是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因素,约束型政策对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十分有限。研究结论对于现阶段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指出包含查出两非、全程服务、利益导向和宣传倡导等在内的综合手段对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具有积极作用。     

中国的女孩生存：历史、现状和展望

基于已有的数据、研究成果及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干预实践,对有关改善中国女孩生存的研究和实践进行回顾式的评述和展望。中国一直存在对女性的歧视,近年来中国持续升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偏高的女孩死亡水平,反映出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和女孩生存风险恶化。对女孩的歧视包括出生前和出生后的歧视。描述了中国高出生性别比和偏高女孩死亡水平的水平、趋势和区域差异,分析了女孩生存环境恶化的直接和间接原因及其引发的人口和社会后果。通过比较国际社会的经验和中国政府及社会的认识与行动,讨论了改善中国女孩生存的前景及相应的措施。     

退耕还林工程对西部农户收入的影响:对西安周至县南部山区乡镇农户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研究退耕还林工程对西部山区农户收入的影响和作用。研究方法: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8年4月在周至南部山区的农户生计调查数据,建立统计回归模型,分别采用多元线性和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定量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西部山区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参与退耕还林对农户家庭纯收入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对于中低收入农户,但参与退耕通过户耕地面积和农业劳动时间变化对中低水平的农户收入也仍有一定的负面作用。研究结论:为巩固退耕工程成果,当地政府应提供信息,提高农户的社会资本,积极发展外出务工等非农生产活动。     

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1年在陕西省安康市所进行的移民搬迁和农户生计专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比较分析移民户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其社会适应方面的作用特征.研究发现:第一,对于全体移民而言,与社会资本相比,人力资本在移民社会适应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第二,随着搬迁时间的延长,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的因素也在发生着变化.与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对三年及三年以下移民的社会适应水平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并且主要是社会资本中的宏观社会资本在发挥着作用;与社会资本相比,人力资本对3年以上移民社会适应水平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分析

采用2005年深圳农民工整体网络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和社会讨论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无论社会支持网络,还是社会讨论网络,都有一部分农民工处于网络的核心位置,而另一部分则处于边缘位置。女性农民工群体中少数个体处于核心位置,多数个体处于边缘位置,男性农民工群体正好相反,男女混合农民工群体核心成员也较少,边缘成员较多,但两者的数量差异要小于女性农民工群体。总体而言,社会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核心边缘成员之间在个人属性特征和流动特征两方面都有所差异。     

中国未来婚姻挤压研究

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对女孩的歧视导致了男性婚姻挤压.在潜在初婚比模型的基础上,使用标准化初婚频率和去进度效应方法设计了两种新的模型,并与现有模型结合,研究中国婚姻挤压状况.在潜在初婚比基础上开发的模型所得到的结论基本相同.2016年到2046年的30年时间里,婚姻市场上男性和女性的潜在初婚比都在1.15以上;2060年之后保持在1.05-1.08水平.从2000年开始,中国会面临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2016年至2046年平均每年过剩男性在120-150万之间,2060年之后每年在50万之下.如果出生性别比得不到有效控制,则未来男性婚姻挤压情况将严重得多.     

外出务工对流出地家庭生计策略的影响——来自西部山区的证据

本文首先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引入劳动力迁移的视角,之后改进农户模型以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流出地家庭生计策略的影响机理,并利用陕西秦岭北麓地区1074户的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外地打工虽然有利于家庭的资本积累,但会阻碍流出地非农生计活动的参与和劳动力供给;本地打工在促进资本积累的同时,对参与林(经济)作物种植、养殖和自营等生计活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过多的劳动力外出务工仍然会减少本地其它活动的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