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层制度提升新三板流动性了吗?——来自多维断点回归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多维断点回归设计,研究了在分层制度的三套不同标准下,新三板挂牌企业由基础层进入创新层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发现:(1)通过盈利标准进入创新层的股票,Amihud价格冲击指标和换手率分别提升了74.1%和45.1%,成长标准存在操纵报表进入创新层的情形,通过做市标准进入创新层的股票流动性未能得到显著提升。(2)做市商制度对分层制度的流动性提升效应不明显;相比于协议转让,做市转让的股票流动性更低,对于做市转让的股票,其流动性与做市商数量正相关。本文对新三板分层标准的逐步调整和做市商制度与分层制度的协调配合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社会保险缴费与转嫁效应

经典的税收转嫁理论认为税负会根据供需弹性进行转嫁,实际发生率与法定征税对象无关。本文基于社会保险费二元征管体制下不同征收机构的征收强度在《社会保险法》颁布后出现分化这一政策冲击,构造三重差分模型研究社保缴费在企业和职工间的转嫁,研究发现:政策冲击使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对于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社保缴费强度提升了约12%,相当于工资比重的1.5%。征管部门优先处理集体劳动争议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大程度通过低报工资基数低缴社保是政策冲击对不同劳动密集型企业社保缴费产生异质性影响的重要原因。结构分解表明政策冲击主要提升了企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费强度。验证社保缴费在企业和职工间的转嫁,本文发现企业并未通过减少就业、降低其他类型薪酬或提升职工学历结构的形式将增加的社保缴费转嫁给职工。相比于工资刚性,效率工资假说、缴费与福利的关联程度不高更可能是未发生转嫁的主要原因。本文从社保征管体制、法定性和企业异质性方面,为提升社保缴费提供了新的思路并重新审视了税收转嫁理论,对提升社保征管效率、选取减税降费对象、权衡减税降费目标和社保基金的可持续运行具有新的启示。     

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中国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逐步缩窄背景下,需要对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进行评估。通过构建一个劳动力多元化流动决策的分析框架,阐释户籍改革影响劳动力城乡再配置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一轮户籍改革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未放开户籍管制的城市相比,放开落户限制城市持有农业户口且在农村地区就业的劳动力减少了3.4%,该效应可进一步分解为持有非农户口劳动力比重增加1.9%,流动人口比重增加1.5%;户籍改革引致的落户门槛降低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在降低迁徙成本的同时提高了迁徙收益,促进了劳动力城乡间的再配置;城市财政压力、户籍所在地的农地价值、迁徙的心理与社会融入成本以及不稳定就业均会对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形成制约。拓展性分析表明,城市间落户政策差异引致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会进一步扩大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人力资本差距。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一线城市落户门槛,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释放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潜力。     

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行为特征与增收效应——基于网络组织的视角

加入合作社是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方式。基于网络组织视角,本文探讨了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行为特征,构建了家庭农场与合作社的生产、供销和信用“三位一体”协同增收机制框架,并采用2017-2019年全国层面家庭农场调查数据检验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增收效应。研究发现：具有初级内部组织结构的家庭农场通过加入合作社可以实现外部网络化;资产专用性和多元化程度更高的家庭农场入社动机更强;加入合作社有利于家庭农场总收入的提升,多元化程度更高的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增收效应更明显。在将1957年高级社规模作为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与生产合作相比,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对家庭农场的增收效应更显著。异质性分析和无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表明：加入合作社的处理效应因家庭农场主在合作社中所担任职务和家庭农场收入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运用资产专用性理论和网络组织理论为家庭农场的外部网络化提供了一个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研究结论为加快引导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实现农民可持续增收与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