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承销商利用分析师报告托市了吗?

学术界对于我国IPO市场是否存在承销商托市行为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通过搜集新股上市一年之内的分析师报告数据,系统考察了我国承销商利用分析师报告进行托市的行为特征,以及投资者对于承销商分析师具有托市性质报告的市场反应。结果发现:(1)承销商会利用乐观、但偏颇的分析师报告为市场表现不佳的新股进行托市,但这一现象在新股上市90天后消失;(2)声誉机制在新股解禁期后才能有效约束承销商利用分析师报告托市的利益冲突行为;(3)市场投资者总体上能够识别承销商的托市意图,并对承销商分析师报告的系统偏误进行自我调整。本文的研究不仅为我国承销商是否存在托市行为提供了新的直接性经验证据,而且有助于市场各方洞悉分析师报告背后的利益冲突,同时也为监管部门出台相关的规范政策提供了新的决策参考。     

媒体监督、政府干预与公司治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视角的证据

本文研究了媒体报道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政府干预在影响媒体治理效应方面的作用。研究发现:(1)仅有来自媒体的负面报道可以有效遏制财务重述行为的发生。对财务重述进一步细分还可发现,媒体监督对经济后果较为严重的非技术问题和核心指标重述的影响更为显著;(2)来自地方政府的媒体管制会大大削弱媒体的监督治理效力,在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更弱。本文为理解媒体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作用提供经验支持,并提出改善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新路径。     

工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路径研究:基于垄断和激励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会的发展,尤其是在劳动权益保护的作用,一直滞后于市场经济。职能缺失削弱了议价能力,工会不能正常调整劳资关系,影响劳动生产率。本文用成熟工会的OECD中28国97—07年的数据,利用GMM对三个维度(长期性合同、短期性合同、解雇)刻画的工会能力与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的工会能力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同。工会在长期性合同角度的议价能力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