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

外交决策分析旨在通过对决策者言语和行为的分析来研究政府对外决策的过程和政策输出。它既不是国际关系学的具体问题领域,也不是它的方法论,而是一个成长中的范式。从本体论上看,外交决策分析把国家关系设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假定个人是国际关系的起点,把人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从而克服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人的忽视和同质化处理。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外交决策分析批判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推崇科斯式实在论,强调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以及理论的前提必须真实,从而让历史回归国际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外交决策分析鼓励跨层次分析,通过对外交决策精英尤其是政治领袖在具体事件中的言语和行为,来归纳和检验各层次变量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实现理论整合。尽管前途远大,但外交决策分析在国际关系学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其发展严重受制于高昂的研究成本、学者们历史学训练的缺乏、主流学派的打压以及普遍的工具主义信念等因素。外交决策分析既符合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普遍的研究偏好,因此是发展国际关系学中国特色或中国学派的最优路径之一。     

因"祸"得福?石油进口依赖与发展中国家能力

石油是工业经济的血液,也是最重要的能源和燃料。石油在地理上分布不均匀。一个国家如果只进口石油而不生产或者产量满足不了生产或储备的需要,就会成为石油进口依赖国。进口能源需要外汇,正常情况下外汇来源于出口贸易和外来投资,为此政府要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制定和实施特定的产业政策以发展经济、拓展税基。同时,石油进口依赖国不得不加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监控和信息搜集,制订税收计划并完成税款征收,进而导致以财税部门为轴心的国家机器的扩张和效能的提高。此外,石油进口依赖国还要通过提供保护和发展经济—社会等公共产品来提高民众的纳税意愿。简言之,石油消费的缺口迫使进口依赖国扩展税基、提高官僚机构效能并提升民众的纳税意愿,最终显著地提高财政汲取能力。作者分析了由1980—2013年54个发展中国家构成的面板数据,发现石油进口依赖显著地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不仅如此,外来援助显著地强化了石油进口依赖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建构作用。     

国家利益与国家主权

国家主权既不简单地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 ,更不完全等同于国家利益 ,主权是“消极”的国家利益。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 ,积极国家利益与消极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当前值得注意的危险倾向是把积极利益中的“经济增长”“消极化”的趋势。     

认真对待“怨恨”:公共物品供给与国内冲突的发生北大核心CSSCISSCI

关于国内冲突的起因,主流的解释是"怨恨说"和"机会说"。前者认为国内冲突是人们在一定政治秩序下产生"相对被剥夺感"的结果,而后者则认为内战的真正起因是那些影响到潜在反叛者理性计算的选择性激励。经验检验倾向于支持机会说。然而,怨恨对国内冲突起因的非显著影响实际上是系统性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偏差的结果。不仅如此,怨恨和冲突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可以被"公共物品供给"这一概念兼容。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治的本质是被统治者以纳税和服从为代价向统治者换取公共物品的过程。由于纳税和服从是强制的,当政治和社会一经济公共物品的提供长期低于社会的最低可接受水平时,统治合法性会逐渐丧失,被统治者就会挑起国内冲突,推翻现存政治秩序。作者的大样本统计分析支持了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决定国内冲突的发生这一基本假设。不仅如此,经验检验还表明,以良好政治制度为标志的政治公共物品是国内和平最重要的保障,其影响远远超过社会-经济公共物品。     

如何评价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包含两个层次，其中第一层次关联创新的有无，第二层次涉及创新的大小。第一层次的创新包括经验驱动性理论创新、理论整合性理论创新以及提出新概念或描述新事件/现象三种类型。第二层次的创新包括范式内创新和范式间创新两种类型。对于范式内创新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理论的自变量数量越多，外延就越小，相应地贡献也越小；在理论只有一个解释变量的前提下，理论的边际贡献就取决于该变量的空间性和时间性。范式间创新有两个亚型，其中第一个亚型是理论的结果变量相同(似)但基本假定不同，这样的理论可以时序优先性和理论内涵的大小作为评价标准；第二个亚型的特点是结果变量和基本假定均不同，这样的理论原则上不可比。作为一个变通，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结果变量的“重要性”来推断理论的相对重要性，其主要指标是“基础性”。评估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参照系是专业文献，而非个体的直觉或见解。“众所周知”体现了评价主体良好的问题意识和文本较大的潜在理论贡献，但它本身并不是理论评价的科学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