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结构中经营者盈余管理的博弈分析

本文从经营者与监督者之间的博弈模型入手,讨论了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在分析了我国目前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后,提出了一些措施,最后给出了研究建议。     

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与居民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78-2003年的时序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与全国、城镇、农村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实证探讨。研究表明:(1)我国金融发展与全国、农村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但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显著;(2)我国金融发展显著扩大了全国、农村以及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这与我国金融发展滞后密切相关;(3)金融发展与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结果具有鲁棒性,金融发展显著且稳定地扩大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宏观金融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有借鉴意义。     

人力资本多层次激励机制探析

人力资本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最活跃和最特殊的要素,人力资本具有多层次性,不同的人力资本应采取不同的激励措施。笔者在结合国有企业运营实践的基础上对人力资本激励机制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国有企业多层次人力资本激励机制的有效模式。     

货币政策的粘性均衡汇率效应模型及人民币汇率定价的弹性分析

本文以开放的宏观经济为框架、以厂商利润最大化为微观经济基础、以严格的数学推导为逻辑纽带、以粘性价格为理论依据、以购买力平价的微分冲击形式为理论基础，提出并构建了两国货币政策的粘性均衡汇率效应模型。应用模型，本文对1992～2002年的人民币粘性均衡汇率进行了定价，并对2003年的定价进行了预测。以定价汇率及其预测为标准，对1992～2003年的人民币汇率偏离与经常性项目的关系，进行了弹性分析。根据模型与实证分析，获得了一些重要结论。     

制度变革的测度及其对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作用——以重庆市为例

文章选用三个方面九个分指标构造衡量制度变革的制度变量,运用误差修正机制(VEC)模型以及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制度变革与发展开放型经济之间的关系。对重庆市的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在短期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长短期都尚未具备拉动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同时,制度变革对重庆市外贸的影响力大大高于对外资的影响。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成因分析

通过综合现有的经济理论并结合中国经济实际，建立储蓄增长、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模型，同时采用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测检验各地区三者间关系，并与模型结论比较。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三者关系与模型结论基本一致，即投资增长、经济增长及储蓄增长间存在良性循环；而中部地区投资效率低下、西部地区资本供给不足，致使中西部经济中的三者良性循环被迫中断或被低水平恶性循环取代，从而导致地区经济差距急剧扩大。     

融资方式与融资效率、公司治理及金融风险

本文通过分析比较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在公司融资效率、公司治理及金融风险方面的作用,得出有关结论: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各有所长,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共同发展、互相补充的关系。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方式的现实考察表明,对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仍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需要不断的深化企业及金融改革。     

股权融资、债权融资与金融风险

本文从金融风险防范的角度对股权融资及债权融资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发挥二者防范金融风险的作用的条件进行了探讨。     

商业银行价格竞争与风险行为关系——基于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经验研究

人民币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商业银行竞争格局形成的重要步骤。本文采用1998～2010年14家主要的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在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利用似不相关回归技术对银行贷款价格竞争度指标Lerner指数进行计算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和Driscoll-Kraay稳健标准差,实证检验了银行价格竞争与其风险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2004年10月贷款利率上限的放开成为商业银行深化价格竞争的开端;(2)现阶段,价格竞争有助于缓解银行的信贷风险,但对于其整体经营风险的控制并无显著影响;(3)利率上限的取消并不直接影响银行的信贷风险调整行为,不过却可能造成其阶段性的经营风险。     

财政赤字与贸易收支不平衡:来自中国经济的经验证据(1978～2003)

中国财政赤字与贸易差额的关系不能用利率、汇率的变动予以解释,而与储蓄-投资缺口密切相关。本文以此为基础,运用时间序列方法,在5变量系统内检验了中国财政赤字与贸易差额的关系。结果显示:贸易差额、财政赤字、利率、汇率及 GDP(PPP)等5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财政赤字、GDP 对贸易差额具有 Granger 影响,财政赤字的增加导致贸易顺差增加,GDP 的增加导致贸易顺差减少;利率、汇率对贸易差额无 Granger 影响。其政策含义在于,通过控制包括财政赤字在内的有关宏观经济变量可以有效地调节中国的贸易收支。同时,解决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如高储蓄、低消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利率和汇率的非市场化等,才能达到经济的内外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