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农地确权入市 让农民收益大增

在目前中国土地产权制度框架下,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同地不同权”,农村建设用地要服务于城市化,必须经政府征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可自由转让的制度安排,导致了很多不良后果。     

养老保险是否促进了农村创业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2010-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考察了新农保对农村居民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参加新农保能使得农村家庭创业的概率提高1.9个百分点。在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及工具变量模型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结果保持稳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参加新农保对创业家庭的经营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新农保的保障水平较低。分样本的讨论表明,新农保的效果对城乡移民、高物质资本、高人力资本和高社会资本的家庭更为明显。     

政府规模、地方治理与企业逃税

本文使用1998～2005年中国县级财政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利用国民收入账户原理和企业会计准则计算之间利润的差异,考察了县级政府规模和地方治理对企业所得税逃税的影响。我们发现,县级政府会将自身规模扩大后的财政压力施加到企业身上,从而提高企业面临的实际税负水平。但这并没有带来地方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反而会导致更多的企业逃税。政府规模指标(县级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会少报告0.8%的利润,这意味着企业会少缴纳0.8%的所得税。在那些地方政府治理水平更差、提供公共品能力更弱的县,这种现象会更为严重。本文的经验研究表明,政府规模过大和地方治理水平较低是导致企业逃税等非正规经济活动普遍存在的重要原因。     

合法转让权是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基础——成都市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调查研究

建立在完整财产权基础上的土地流转是提高农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之一,而合法转让权则是财产权的核心。通过对近年来成都市农村土地在确权后进行合法流转的大量案例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建立在合法转让权基础上的土地流转,可以为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而农民收益的高低与其获得的财产权利强弱紧密相关。政府应该在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同时,打破城乡要素流动壁垒,逐渐从直接参与土地交易中抽身而出,完成向"公共服务提供者"角色的转变。在农地确权的基础上进行的集体土地流转,可以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为统筹城乡发展奠定基础。     

健康、教育和经济增长:理论及跨国证据

本文基于Soares(2005)的模型,导出婴儿死亡率和成年人预期寿命对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最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然后用跨国数据对模型的预测进行验证。本文模型的独特之处在于区分了成年人对小孩和对成年人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揭示了成年人寿命增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的作用机制。在实证检验中,本文除了采用地理、气候等指标作为工具变量外,还独创性的利用因为实施大范围免疫计划的时间不同而产生的外生的免疫率的国别差异来解决健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的结论对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健康的重要作用具有启发意义。     

家庭借贷约束、公共教育支出与社会流动性

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社会流动性的重要手段,然而借贷约束使得底层家庭无力对子女进行最优的人力资本投资;与此同时,富裕家庭则不受借贷约束的影响,总体结果是社会流动性减弱。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和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发现,借贷约束确实提高了居民收入和教育的代际传递弹性,降低了社会流动性。在匹配政府公共教育支出数据后发现,公共教育支出可以缓解家庭层面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提高教育水平的代际流动性。     

市场化改革与违法:来自中国土地违法案件的证据

市场化改革可以减少寻租空间,从而降低腐败等违法案件的发生.我国国有土地出让所经历的市场化改革,为验证上述结论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本文利用2003-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不同的土地出让方式对土地违法案件的影响.我们发现,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协议出让和挂牌出让方式会对违法案件的数量和涉案面积构成正向的影响,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招标和拍卖出让方式则有助于遏制土地违法案件的发生.分地区的比较显示,东部地区的土地违法案件受市场化影响程度最大,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然,这可能源于各地区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程度的不同.     

母以子贵:性别偏好与妇女的家庭地位-来自中国营养健康调查的证据

基于中国普遍存在的对男孩的性别偏好,本文采用所生育小孩的性别作为妇女家庭地位和议价能力的度量指标,研究该指标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及后果的影响。中国健康营养调查数据中有关家庭耐用品消费决策的信息表明,第一胎性别对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有重要作用。本文发现,当妇女的家庭地位随着生育男孩而提高后,家庭中食物支出份额会增加,该妇女营养摄入增加,而她的身体健康状况会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