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乡村私人、店铺借贷的信用方式--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

从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乡村可以看出 ,私人、店铺借贷的信用方式主要有信用借贷、抵押借贷和预卖赊借三类。信用借贷尤其是保证信用借贷较多 ,抵押借贷仅在个别地区占优势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血缘、亲情在乡村借贷中的重要作用 ,削弱了债主的苛刻条件 ,但也强化了债户偿还债务的责任和信誉。同信用借贷相比 ,抵押借贷涉及的关系较为复杂 ,其中抵押和典当土地是最常见的抵押借贷方式。与以上信用借贷和抵押借贷方式不同 ,预卖、赊借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的借贷形式 ,体现了买卖交易和高利贷的双重关系     

继承和弘扬卢作孚精神

我很赞同＂卢作孚是北碚建设之父＂和＂卢作孚红利＂的说法。 卢作孚的企业家精神是什么？     

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

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从无到有，初步形成了一个垂直的贷款网络体系。它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具有和谐与紧张的两重性，它是中国乡村借贷关系转型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对于改变高利贷一统天下的格局，促进乡村金融流通，救济贫苦农民，刺激生产经营都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但也不能不承认，它还远未形成一个有效的借贷系统，距离农民借贷的需求还很遥远，传统借贷向现代金融的转轨之路还很长。     

20世纪20-40年代典当业的衰落--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

典当业是旧中国传统借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广大平民百姓尤其是农民的经济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从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20至40年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可以看出，由于社会动荡不安、经济状况恶劣等因素的冲击，典当业已处于前所未有的衰落和危机之中，给普通百姓的金融借贷带来严重影响。为此，政府及社会各界提出了种种改革建议，颇值得深思。     

传统与现代的主辅合力:从冀中定县看近代中国家庭手工业之存续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代冀中定县家庭手工业的历史表明,手工业存续之原因,既有传统因素的惯性,也有现代因素的刺激,但以传统力量为主,现代因素是在配合传统力量中发挥作用的。最根本的原动力,自古皆然,即以手工业补农业之不足,维持农家生计。但要实现这个原动力,还需要农家自身和外部社会条件的支持:其一,历史传承、农闲时间和机会成本低一直是家庭手工业存在的传统力量,使得农闲不闲,从而缓解或解决了农业劳动力剩余问题。其二,手工业原料来源扩大,既有传统原料,又有现代原料,但以传统原料为主。现代机纱原料的供给,对手工织布是一个促进,反映出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其三,手工业工具也以传统为主,但有些手工行业尤其是改良布机的大量使用,使得织布户扩大商品生产成为可能。其四,广阔的销售市场更是手工业存续的重要前提。尽管洋货进口和本国机器工业品的销售越来越多,但仍远不能满足广大民众的消费需求,没有也不可能替代农村手工业。不可否认,有的手工业的生产有过波动甚至衰落,但原因非常复杂,既有机器工业品的排挤,更有传统因素的影响,不能无限夸大洋货的冲击,更不能因此而否定手工业的地位和作用。     

在国家、社会与当铺之间:近代天津当息的博弈史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民间金融关系史中,利率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也是一个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制约下形成的。近代天津典当业利率的演变表明,借贷关系不仅仅就是借和贷两方之间的关系,政府、社会与当铺之间的博弈以及当铺自身的竞争都影响了当息标准的制定。在此博弈之中,各方都使用了适合自己或传统或现代的武器,包括传统习俗、国家法律、民间团体、报纸媒体等等,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色彩。如果说各方对当息的博弈和斗争属于表面现象,而在这表象的背后,则当息高低最终还是要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各方势力的博弈皆不可能脱离这一制约而随意所为。天津的表面当息一直处于波动上升之势,就实际地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局势的动荡、经济局面的恶化,行业竞争的激烈,导致典业经营成本提高,不得不巧立名目,提高当息,以维持日益艰难的生存。政府虽然倾向典当民众的利益,但也不能不考虑当业经营的实际情况,从而在两者之间左右摇摆,结果就只能是改良而不是取缔典当业,于是政府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法令有时就成为一纸具文。而向以正义面目出现的社会精英,虽然总是摆出一边倒式的减息态度,对政府和当业的态度也会产生影响,提醒当业不可为所欲为,但最终还是要服从社会经济时代的限制,其作用和影响是有限的。     

在国家、社会与当铺之间:近代天津当息的博弈史

在民间金融关系史中,利率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也是一个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制约下形成的。近代天津典当业利率的演变表明,借贷关系不仅仅就是借和贷两方之间的关系,政府、社会与当铺之间的博弈以及当铺自身的竞争都影响了当息标准的制定。在此博弈之中,各方都使用了适合自己或传统或现代的武器,包括传统习俗、国家法律、民间团体、报纸媒体等等,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色彩。如果说各方对当息的博弈和斗争属于表面现象,而在这表象的背后,则当息高低最终还是要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各方势力的博弈皆不可能脱离这一制约而随意所为。天津的表面当息一直处于波动上升之势,就实际地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局势的动荡、经济局面的恶化,行业竞争的激烈,导致典业经营成本提高,不得不巧立名目,提高当息,以维持日益艰难的生存。政府虽然倾向典当民众的利益,但也不能不考虑当业经营的实际情况,从而在两者之间左右摇摆,结果就只能是改良而不是取缔典当业,于是政府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法令有时就成为一纸具文。而向以正义面目出现的社会精英,虽然总是摆出一边倒式的减息态度,对政府和当业的态度也会产生影响,提醒当业不可为所欲为,但最终还是要服从社会经济时代的限制,...     

中国历史上的农村金融

<正>在近代中国乡村借贷体系中,私人借贷、店铺借贷、典当借贷以及钱会借贷等传统借贷形态一直占居统治地位。其中,除了钱会借贷为互助借贷以外,其他三类借贷主要属于高利贷,而私人、店铺借贷又是传统高利贷的核心。高利贷新中国成立之前,高利贷在农民借贷中一直扮演着霸主角色。如何评价高利贷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往无     

相对分散与较为集中:从冀中定县看近代华北平原乡村土地分配关系的本相

近代定县土地分配关系,为中国近代乡村土地分配的解释提供了重要例证。首先,自有田产者占绝大多数,自耕农比例居优势,中农、贫农阶层占地比例较大。不仅如此,土地分配的演变趋势也处于分散或稳定状态。可见,传统观点所谓地权日益集中、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在此缺乏充分的依据。地权分配之所以没有如此恶化,主要是因为存在着地权分散的推动力,如分家析产、惜卖土地、土地购买力不大和家庭手工业经营等。分家析产,使土地规模的保持艰难,近代以后人口和家庭数量的增长更助长了这一趋势;惜卖土地和购买土地财力积聚的困难,使民众之间的土地交易规模极小,土地流转很难出现大规模的兼并现象;从事家庭手工业,则有利于农民维持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延续。当然,这种地权分散仅具有相对意义,从绝对意义而言,仍是较为集中的,如地主富农占地较多,无田或低于土地平均数的农户占有不小比例,基尼系数偏高等。可见,表面上自耕农的占优势,实际上带有一定程度的假象,甚至是经济艰困的反映。也正是由于土地分配不均,才成为中共土地改革的社会经济基础。土地平分虽不能提高农业经营效率,但可以提高贫穷农民的土地数量,改善农民的福利。     

从11村个体农民生产消费看近代中国农村变迁--评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 ,学术界曾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进行了讨论 ,结果似乎并没有取得广泛的共识 ,尤其对 2 0世纪前半期中国农村的发展与不发展 ,这个在半个世纪前中外学者就争论不休的问题 ,仍有扑朔迷离之感。显然 ,必须进一步挖掘资料 ,特别是个案分析资料 ,首先搞清“是什么”。近年 ,又有不少新成果、新观点推出 ,其中侯建新教授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他的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 :冀中 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0 0 2年版 ,以下简称《农民》) ,正是一项颇为珍贵的、以 2 0世纪上半叶冀中 11个村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