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住宅高密度和低密度问题

"非典"促使人们重新从健康角度思考建筑、城市和我们的生活环境。尤其是香港淘大花园300多人感染、41人死亡的惊人案例,让人质疑这种高层高密度住宅的规划和设计。惊恐之余,便简单地认定低密度住宅才算健康。一些媒体更推波助澜地报道京城郊区townhouse(主要指住在乡间者的市内住所——编者注)在"非典"期间行情看俏。这一看法使人联想起"何不食肉糜"的掌故。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别墅的空气比塔楼新鲜,问题在于人均GDP达2万美元(这一指标超过了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     

跨界治理塑昆山

在昆山，台商已经从钻空子、走后门的非正常角色转换为与地方政府协商建立制度、参与和改变当地制度的重要角色。     

集体的重构: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产权制度的演变——以“外嫁女”争议为例

本文从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集体股份制改造引起的"外嫁女"争议分析农村产权制度的演变。缘起珠三角地区的农村产权改革将非农化后的集体土地和资产量化配股以保障个别成员的产权和利益,但在确认股东资格的过程中催生了关于成员权的一系列争议。本文的分析对象是在出嫁后被剥夺村民待遇的"外嫁女"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近二十年的抗争。历经多年的坚持,"外嫁女"终于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同籍同权,理应得到股份分红。不料地方政府的强力介入又引起村组的强烈反弹,以集体行动抗议上级政府干预村民自治。"外嫁女"争议凸显了村民自治和国家法律的冲突以及村庄内部的不平等。本文以"外嫁女"为主体,检讨功能取向的制度研究,重新以动态的、行动者的角度分析制度的形成。一方面揭示产权改革中妇女作为行动主体如何不断推动制度的演变;另一方面重新审视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