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的结构性要件与路径选择

农民工市民化僵持是我国城镇化进程滞后的现实根源。城市门槛要求农民工在完成向市民的蜕变以前具备较完备的内外部要件。基于系统分析方法对农民工市民化实现要件进行了宏微观考察,为理解市民化的现状提供了新的视野,从而为市民化政策设计找到路径和方向。经济发展阶段的持续演进、城乡公共服务体制的包容特征、人力资本积累的整体跃升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宏观结构性要件;职业和市场优势、公民身份待遇和城市安居型住房是其市民化的微观结构性要件。要提升农民工市民化工程的整体绩效,应从政府责任定位、瞄准优先推进群体与领域、重建城乡福利分配体系、实施市民化梯度转移等路径上进行战略因应。     

企业年金基金运作的安全性问题——斯图特贝克、英国企业年金误售和安然事件的启示

<正>安全性和计划参与者的权益保护问题一直都是企业年金运行过程中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历史上三个著名的养老金破产案的成因分析出发,具体阐明企业年金的管理模式、担保机制、企业年金与基本养老保险的关系和个人在企业年金投资选择中的风险意识以及外部监督机构的监督作用等多维角度与上述问题的相关关系,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以供我国正在发展中的企业年金提供借鉴。     

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

社会理性是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重要动力机制。本文利用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研究假说并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影响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社会理性因素。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异性朋友数对其配偶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子女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满足核心家庭成员生理或情感上"失依"的需求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二,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亲属规模对其配偶随迁和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强化亲缘关系支持、构建城市社会网络支点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三,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对其配偶随迁、子女随迁、随迁子女数和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用脚投票"寻求与城市居民同等身份待遇、摆脱城乡二元体制排斥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四,农民工对家庭团聚需求未满足状况的感知对其配偶随迁与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缓解家庭伦理规范对其身份"合宜性"压力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逻辑是迁移者"社会人"假定的有力证据,也预示着迁移行为范式由一元经济理性走向以社会理性为突出特征的多元理性。     

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障与生育意愿

作为青壮年劳动力大军中体量位于前列的灵活就业人员，既是新业态从业保障体系建设的焦点，又是生育潜力释放的重要来源。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7），探讨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障与生育意愿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在参保行为方面，“养儿防老”的传统生养观念在实际中演化成为灵活就业人员增保防啃的动力，社会养老保险尚未有效发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不足的作用。第二，在生育意愿方面，虽然获得养老保障显著降低了灵活就业人员生育三胎及多胎孩子的意愿，但社会养老保险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的养老保障预期依旧没有改变灵活就业人员对于“养儿防老”的依赖。第三，在养老保障与生育意愿的互动方面，相较于商业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生育的保障预期对老年风险的分摊效应也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险而非商业保险的参保上。上述结论预示着，单纯放开生育政策并不意味着能直接纾解社会养老的压力，生育政策也并非引导生育意愿的唯一途径。应不断推进社会养老保障的发展与完善，使其与家庭养老形成良性互补，消除民众的养老顾虑，整体上增强居民多孩生育决策的约束弹性和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