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的资本演进

长三角早期的工业化主体已经具备了三种形态：一是外来资本；二是官僚资本；三是民族资本。这三者演化至今，即所谓的外资、国资、民资，仍是我们观察这一区域经济格局的基本坐标。     

长三角的资本演进

长三角早期的工业化主体已经具备了三种形态:一是外来资本;二是官僚资本;三是民族资本.     

基于JMS实现企业待办事项集成

本文针对企业应用系统中待办事项分离的问题，采用JMS技术，建立待办事项统一展现平台，实现各应用系统中待办信息准确的传递到统一展现平台，针对系统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效率问题，提出哈希比对方案减少消息数量，有效减小系统的运行负栽，提高运行效率。     

回望“赤脚医生”的背影

病榻上,胡岳云的眼神因无助而显得黯然空洞。这个台州黄岩的普通农民患上了尿毒症,到现在他已经花了13万,但还没有等到合适的肾源,在继续等待的日子里,他每周还要做2～3次的血透,血透一次的花费在500～600元左右。 胡的妻子陪着他住在浙一医院的病房里,每天租4元/晚的躺椅睡。“家里前两年开了个不锈钢装潢店,刚攒上点钱,又……”她哽咽地掏出一个小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张家2000元、李家3000元的借债。     

胡德平：中国民企的“第二阶段论”

德隆出事之后，科龙又步其后尘。杯弓蛇影之下，隐隐又传来另一些大型民企的资金链断裂之声。 中国的民企是怎么了？社会上出现了对中国整个民企群落尤其是大型民企的再一次不信任声音。如何看待中国民企出事？如何让社会公众真实、客观、全面了解中国民企？     

来自德隆庭审的报告

4月29日下午3点，备受资本市场瞩目的德隆主案在历经了3个多月的非常规审判程序后，终于在武汉中院公开宣判。德隆掌门人唐万新被叛入狱8年，德隆系罚款总计额103亿人民币。躯体正在死去的德隆，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活化石的价值却不容忘却。国内资深财经记者王云帆对后德隆时代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持续跟踪，其即将面市的新著《俘获者》，将通过对德隆崩盘之后600天曲折经历的真实记录，为大家讲述这个中国最富争议民企的最后一段传奇。在该书“金融罪罚”一章中，作者凭借对德隆系列案件大量知情人的走访，和独家获取的唐万新等被告人的数十份亲口供述笔录，将德隆18年来运作中最深层的动机、最细节化的操作、最隐秘的数据合盘托出。本刊特邀王云帆筛选、重整了“金融罪罚”的核心内容，以飨读者。[编者按]     

采用数据仓库技术设计贷款决策支持系统

贷款是商业银行传统主营业务,数据仓库是当代最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之一,把后者应用于前者,成功地设计了贷款管理决策支持系统（ＤＳＳ）,这对于发展数据仓库技术和科学地完成贷款管理及其决策支持,具有双重现实意义。一、建立贷款ＤＳＳ的意义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与生俱来,商业银行要在风险中生存发展,必须稳健经营。贷款管理更是如此,要实现稳健经营,不仅要化解已发生的风险,还要及时识别和弥补实际存在,但尚未发生的风险。而科学合理的贷款分类是商业银行识别贷款内在风险,确保稳健经营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信…     

德隆的“剩余价值”

结局并不意外,一度震动中国的“德隆危机和重组”,最终以德隆资产被“清算”,灵魂人物唐万新在武汉接受审判而告终。德隆的罪与罚是什么,其原型是什么,造就德隆式危机的机理是什么?本刊创刊号就曾经异常清晰地鉴别,包括德隆在内的中国一批大企业,以类GE 的“产融结合”,作为喧嚣一时的“战略价值”宣言,是一个伪命题,并没有创造客户价值的基本商业支点。但它本质上也投射了一代中国企业,在既定的时代环境下,试图把握自身命运和改变生存环境的深深的内心愿望。在本期,本刊以“中国第一市场化重组”作为典型案例,全景展现国家力量主导的德隆重组进程,梳理其最重要的脉络是什么,最重要的博弈是什么,最重要的悖论又是什么?这实质是对“德隆危机”的另一种还原。它也再一次让我们在基本事实的导引下,更清晰地面对造就德隆式危机的机理。这可以视之为德隆的“剩余价值”。在这一场所谓“市场化”重组中,几种身份的力量纷纷卷入其中,展开对德隆重组主导权、对德隆资产的争夺和博弈,这既包含国家权威机构,也包含利益相关的地方政府,中粮等央企和地方国企,以及更为市场化的力量——三林、万向等中外公司,而每一次重组思路的变更,资产的处置和争夺,都深深触动和牵涉复杂的政经利益体系和其运行良久的“规则”。国家力量出面重组危机之下的德隆,曾经被视为中国政商关系的一个新的起点。但作为“市场化”重组的公司主体,德隆被迅速边缘化,捆绑国家机器的“救赎”,并没有改变其命运,德隆最终消逝了,而一个“新的德隆”并没有诞生。德隆的兴起、危机和被重组都深深植根于中国式的政经环境,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本质问题。人们依旧在追问:为什么中国本土企业以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展现它的进步?中国企业如何走出盛衰的循环,走出企业大震荡的政经周期?在这样悖论的环境中,德隆“废墟”上留下的“产业整合”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理念,被审判式地视为本土民企“做大”的妄想和道具,而没有“合法性”。在重组中,对于德隆资产的激烈争夺,已显示“产业整合”并不是毫无价值。而事实上,跨国公司和国企都行进在同样的进程之中。典型如在上世纪末,柯达通过并购中国感光企业,重组中国的感光行业。随后是李荣融治下的国资委,以合并和产业整合,试图组建大国企集团。这两者都被视为国家战略的应有部分,而获得了“合法性”。德隆的危机和重组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个国家政经环境真正缺失的价值和要经历的磨难。以此记之。(文/袁卫东)     

叛逆者:卫哲

足够的理性,并不代表卫哲就缺乏激情之作。事实上,卫哲进行了很多连他自己都承认是“大逆不道”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