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权的适应性逻辑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北大核心CSSCISSCI

从2008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过程来看,可以发现美国对同类改革议题的容纳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并直接影响着制度变革的效果。现有的国际制度的内部权力转移、外部竞争压力和国内政治的调节视角,解释了领导国家对制度改革的支持或抵制态度,但缺乏对领导国家应对改革的利益权衡及其策略选择的复杂性分析。作者以国际制度改革对领导权的冲击度、利益兼容度和领导权护持的成本因素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发现,如果竞争者推动的国际制度改革是对领导权冲击度高的制度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低,会导致既有领导国家的强烈反制;如果是冲击度低的程序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高,既有领导国家会容忍或支持竞争者的改革;如果制度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高,或者程序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低,既有领导国家会依据护持成本选择反制或容忍。1994年至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内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以及1998年至1999年欧盟倡议金融稳定论坛和日本倡议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等案例所呈现的领导权较量表明,新兴大国在国际制度框架内争取制度性权力,需要增加改革方案的利益兼容度及提高既有领导权的护持成本,以推动所期望的制度变革。     

霸权异化与贸易政策的选择

2018年以来美国联合欧盟和日本强力推动“高标准”贸易规则,使其贸易政策呈现出显著的修正主义特征和偏执性。对此,霸权周期理论、国内经济周期变化、权势集团的操控和国际经济体系的特征等分析视角难以就其贸易政策倾向和风格的选择进行有效解释。资本和霸权的关系是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因素,其主线是资本向霸权渗透并利用霸权力量寻租,以此为理论基础可以构建霸权异化与贸易政策选择的分析框架。霸权异化包括两个维度,即资本向霸权渗透的结构性或制度性路径和霸权国家的经济集中或分散嵌入国际生产体系的方式。其中,渗透路径影响贸易政策的风格,嵌入方式影响贸易政策的倾向。制度性渗透带来灵活性,而结构性渗透带来偏执性政策。集中式嵌入带来维护现状政策,而分散式嵌入则会刺激修正主义政策。从现实经验看,1986年至今美国对待跨国投资保护规则和“高标准”贸易规则的政策,经历了从灵活地修正到偏执地修正国际经济秩序的转变。霸权异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美国在霸权优势动摇时期贸易政策选择的复杂性,有助于新兴大国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贸易政策调整带来的挑战。     

国际制度设计的领导权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制度设计体现了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竞争。拥有实力优势的参与者会积极引领、塑造制度设计的价值、目标和规则,使制度安排体现自身偏好。国际制度是国家之间权力和利益均衡的结果,具有功能性、分配性和非中性等特征;国际制度设计表征的是集体行动,但规避不了领导权问题。作者界定了国际关系中领导权的内涵与特征,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领导权是对国际事务集体行动进行协调和塑造的能力。由于实力地位和利益需求的差异,国际制度设计过程中异质性参与者自然地出现策略分化,从而体现出领导、追随、搭便车、干扰等行为特征。其中,领导权的存在是国际制度设计活动启动和维持的重要条件,并在制度设计的不同环节发挥着差异化的作用。虽然权力结构从根本上限定国际制度安排,但是领导国家的作用方式和策略选择也影响着制度的设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