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

从商帮诞生地大众经商风习的形成,社会上对地域商人的了解熟悉程度,地域商人在各地的活跃程度,地域商人组织或公益性事业的形成等综合因素考量,自明中期起,各地地域商帮先后形成了。终明之世,今人所知的知名地域商帮,自明中期起,或先或后崛起于各地,由此而开始了中国商业历史上的商帮时代,商业经营者更多地以群体的力量活跃在商业舞台和社会生活中,商业竞争很多情形下则表现为群体之间的竞争。     

明代官营丝织业三题

有关明代官营丝织业 ,《明史》等史籍记载或有错讹 ,或过于简略 ,今人理解望文生义者有之 ,任意推测者有之 ,甚至以讹传讹 ,陈陈相因。今先就中央织染机构“内局”、“外局”、万历年间加派数量、崇祯年间停止苏杭织造等问题作些考辨 ,希望有助于接近历史实际。一、中央织染机构“内局”、“外局”考关于明代的中央织造机构 ,《明史》卷八二《食货六·织造》载 :“两京织染 ,内外皆置局。内局以应上供 ,外局以备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应机房 ,苏杭等亦各有织染局 ,岁织有定数。”这段话实际上是转录自万历《明会典》的。迄今为止 ,学界对于…     

斌斌风雅——明后期徽州商人的书画收藏

明后期,徽州商人摹仿和追风江南士人,热衷书画古董收藏,涌现出如歙县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临河程氏,休宁商山吴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等一批收藏世家或收藏家族。这些家族的不少人,雅有学养,擅长鉴藏,与当时颇负时誉的鉴藏家如李日华、冯梦祯、陈继儒、钱谦益等频繁交往,切磋收藏知识,交换藏品,使得书画创作和收藏市场极为红火。其收藏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藏品档次上乘,不少是世人瞩目流传已久的精品名迹,为流传和保护历代艺术珍品作出了贡献,而决不能如长期认为的那样以"附庸风雅"一语所能概括。通过收藏图书鼎彝,徽商的文化追求和艺术素养大有提高,收藏书画鼎彝,既是徽商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有效途径,也是徽商抬高社会认同的切近之路。     

明代南京丝织业的发展

明代南京的丝织业,无论是官营织造的机构数目、生产规模,还是民间丝织业的生产实力,以及官民营丝织业的生产量、丝绸品种质量、丝绸贸易的规模和范围,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自此,南京成为丝绸生产重心之一,同苏州和杭州一起,奠定了三大城市丝织业的坚实基础。 一、明代南京的官营织造业 南京的官营织造业自昔兴盛。至元十七年,元廷就在宋贡院旧地置东织染局,以后又在旧侍卫马军司置西织染局。仅东局就有“人匠三千六户,机一百五十四张,额造段匹四千五百二十七段,荒丝一万一千五百二斤八两”,规模不小。入明以后,南京先为都城,后为留都,有了这种政治地位,官营织造业更为发展。     

明清杭嘉湖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

本文探讨了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农村经济的主要变化。在农业种植上,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农民将生产的重点由粮食作物转向了经济作物,商业性农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经营结构上,为了交纳赋税,维持再生产,农民将重点由农业经营转向了副业和手工业生产。这种生产主要不是传统的男耕女织,以副补农,而是以交换为前提的小商品生产。在这种生产中,两极分化不断出现。由此反映了明清时期杭嘉湖农村经济已开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作为商品交流、交换中心的市镇,就是在这种生产前提下产生和扩大的。市镇繁盛的程度、分布的密度与当地经济发展大体成正比,也反映了这种变化。     

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

江南是历史上最为突出的重赋区。唐中期韩愈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说明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江南重赋在八九世纪之交就已初肇其端。到明中期,经济名臣丘濬则说:“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嘉靖时,礼部尚书顾鼎臣也说:“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财赋甲天下。”可见其时江南税额更高,地位更加重要。康熙初年的江苏巡抚韩世琦也说:“然财赋之重,首称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苏松为最”,江南赋税独重的局面,清代依旧。正因为如此,明廷将江南倚为“外府”,清代视江南如     

清前期苏松钱粮蠲免述论

清前期,清王朝比较注重对苏松地区的钱粮蠲免。其数额大约占额定地丁银的20%或实际赋税额的15%。额定的赋税超过了苏松人民提供赋税的实际能力,赋税蠲免实际上只是对重赋的补偿。蠲免的数量则随清王朝财政收入的盈绌而升降。因此,清廷的蠲免自始至终以其根本利益为转移,对在重赋繁役压榨下的苏松小农来说,蠲免使他们有可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却不可能使他们扩大再生产。     

明代丝织品加派述论

一、加派的数量及原因 明代的丝织品加派,系指岁造额数之外的派织和岁造中的改造。明英宗天宗四年,于苏松杭嘉湖五府增织綵缎七千匹,超过常数一倍多,始开明代加派之例。成、弘年间,供     

清代徽州盐商的销盐纠纷与诉讼

清代徽州盐商在与其他地域商帮竞争时一致对外,然而常因销盐区域、销盐定额和行销方式等在其内部形成种种利益纠纷,并进而涉讼公庭。由于管理运盐销盐的机构在地方官府以外更有盐运司和纲盐局等,利益关注点不一,使得销盐诉讼较之一般民事诉讼甚至商业诉讼要复杂得多。     

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市镇经济

明清时期 ,各地地域商人特别是外地商人在江南市镇中十分活跃 ,在江南市镇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江南市镇从其命名、性质、功能以及作用影响来看 ,都与商业发展、商人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江南市镇的大量兴起和迅速发展 ,完全是由商业发展和商人活动促成的 ,新增加的市镇绝大部分就是随商品贸易和商人活动发展起来的。江南市镇由小到大、由兴到盛的持续发展过程 ,也有赖于各地商人的经营活动。明后期到清前期 ,江南市镇日益兴盛 ,各地商人极为活跃 ,江南市镇的繁盛程度与商人活动的程度相一致 ,地域商人成为江南市镇规模扩大市况繁盛的有力推动者。各地商人通过组织商品生产和制定种类式样等支配市镇商品生产 ,各地市镇的经济发展特色深受商人活动的影响 ,地域商人的活动推动着江南市镇的商品生产。地域商人的活动甚至直接制约着各地市镇的盛衰 ,影响着不同市镇之间的经济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