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时机与福利供给：基于中国东莞与昆山的比较分析

在一个国家内部,为什么不同的地方在全球化与福利供给之间的关系上呈现截然不同的情况？现有研究主要是从“福利需求”的角度进行回答,鲜有从“福利供给”的角度解释政府为什么以及如何回应社会的福利需求。本文认为,解释福利供给模式需要关注制度的历史维度。具体来说,地方融入全球化的时机是福利供给模式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东莞的全球化道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当时风险型的政治机遇空间中,地方政府官员内部难以形成关于对外开放的共识,从而使基层政治与地方社会精英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并形成庇护主义的政商联盟,最终塑造了东莞地区效率型的福利供给模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昆山对全球化的融入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得益于当时友好的政治机遇空间,地方政府内部形成了关于对外开放的共识,在这一共识下,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体,与外资形成合作主义的政商联盟,最终形塑了当地补偿型的福利供给模式。     

二连地区外汇黑市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二连地区黑市的基本情况 　　(一)二连地区黑市的态势 　　国家在汇率并轨改革完成后,连续几年的通货膨胀也得到控制,美元黑市兑换量逐年下降,特别是到近几年由于人民币的坚挺升值,使美元兑换量下降幅度很大,美元对人民币黑市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官方公布的汇率价,受此影响,入境的蒙古公民携带美元基本是到外汇黑市去兑换.基本价维持在1美元兑换人民币8.22-8.26间.图格里克的兑换价一直受贬值的影响而波动,近几年随着蒙古经济的好转而波动性较小,基本维持在1元人民币兑换145/147图格里克间.黑市兑换的图格里克流向基本通过旅游、个体商人出国、蒙古公民回国等流又回流蒙古本国.……     

主题与变奏: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何在?中国需要怎样的产业政策?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知识界和政策界,原因在于我们缺乏一套涵盖发达国家和赶超经济体(例如中国),并能够说明后发展境况如何塑造政治经济制度安排,进而影响产业政策选择的理论.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以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为基础,结合霍尔和索斯凯斯的关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多样性范式,以及林毅夫的关于赶超经济体的"三位一体"论,并联系佩里·安德森的"两种革命"学说,构建一个通过跨国比较阐明中国政治经济模式特征的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中国模式是由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革命根据赶超经济体制度安排的普遍主题谱写出的变奏.中国需要的是能够满足赶超经济体的普遍需求,并且契合中国模式制度特征的产业政策.     

西方金融地理学的兴起、发展和学科地位的建立

文章回顾了西方金融地理学近40年的萌芽、兴起和学科地位的建立。19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经济体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金融地理的研究逐渐兴盛。西方金融地理学的发展基本经历了三个阶段,并且深受经济地理学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影响。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金融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最近十年金融地理学的学科地位正式确立。金融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体现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融合,具体表现在:文化经济、制度、网络、金融化和"地理"的政治经济等研究方法在学科框架内实现了共存共生。     

二连地区外汇黑市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本文通过对二连地区外汇黑市的起源和运行现状分析,给出目前其存在的利弊看法,进而提出规范引导外汇市场发展的建议.     

“共同富裕”成就的获得与失去：日韩福利—生产体制的比较研究

“共同富裕”概念在中国的提出，敦促现有研究采取兼顾分配与增长的理论视角。文章拓展了福利—生产体制理论，以技能作为联结分配与增长的重要概念。文章的核心论点是：社会保护体系培养的技能与企业产品市场战略需求的匹配，有助于经济体获得快速发展。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格局不仅可能受到工资议价和技能培养经由初次分配渠道的影响，也可能受到家庭福利和社会福利具有的再分配功能的作用。文章通过对日本与韩国达成又远离共同富裕的理想状态的表现进行比较，检验和讨论了上述论点。基于此，文章从培养高级通用型技能人才、完善集体工资议价制度、改革职业教育办学体系、增强家庭福利和社会福利的供给等方面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启示。     

国内规范争论与国际规范演变——对“春秋无义战”的跨层次分析

针对争论如何影响国际规范演变这一问题，作者结合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分析视角，从中国春秋时期国际战争规范退化的历史中提炼出一个解释国际规范演变的理论框架：在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规范争论的结果会影响规范演变的方向，当国内规范争论的结果违背原有规范下的社会预期时，会经由规范之间的相互嵌入性导致与国内规范相连的国际规范出现退化；同时，这一效应会随着现实主义范式所强调的国家间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而被放大。为此，作者创建了春秋时期主要诸侯国国内规范争论和国际战争正义性的面板和配对数据集，以定量方法检验并支持了该框架推导出的假说。分析揭示，“春秋无义战”的出现未必是由于楚国等异质性修正主义大国对周礼战争规范的挑战，而更多是规范主导者周王室的衰微以及各诸侯国在争霸竞争中实力趋近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透过国际规范演变的理论视角和中国古典国际关系的历史启迪理解当下自由国际秩序所面临的危机。     

“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春秋等级制下会盟的兴衰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强调通过“第二意象”路径讨论联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该理论在分析联盟决策的形成过程时未能充分探究国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作用。基于选举人理论，作者探究了领导人与致胜联盟之间、致胜联盟成员彼此之间的国内政治斗争如何塑造对外联盟政策这一问题。分析中国春秋时期的会盟史实后发现，作为致胜联盟成员的卿大夫为谋求自身在国内政治中的生存会倾向于与大国结盟，并表现出与本国国君不同的联盟政策偏好。由卿大夫主体所引发的反制国君或同僚的国内政治斗争会深刻影响诸侯国的会盟决策和行为：卿大夫政治力量的膨胀将会推动一个诸侯国更多地参与会盟，尤其是与相对实力更强、对该国战争威胁更大的大国进行结盟；当诸侯国卿大夫的政治力量持续膨胀且超过一定限度并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占据显著优势时，卿大夫推动对外结盟的动力就会下降，该诸侯国与其他国家的会盟便会减少。作者采用中国春秋时期诸侯国会盟配对数据集进行了定量研究，相关实证检验支持了上述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以国内政治斗争解释国家间联盟行为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