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序方式: 共有26条查询结果,搜索用时 0 毫秒
2.
基于山西省1952~2010年的数据,发现第一、第二产业波动是引起山西经济周期波动的格兰杰原因,基于脉冲响应、方差分解和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山西第一产业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整体推动力逐年减弱,第二产业的影响一直都是最大的,而第三产业的影响稳中有升,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山西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其经济波动幅度逐渐变小的现象。保持山西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必须促进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特别是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相似文献
3.
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内在要求。本文构建包含政府补助的扩展型CES生产函数模型,基于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政府补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倒U型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显著增加了劳动收入份额,但存在一个临界值,当政府补助低于临界值时,政府补助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但当政府补助高于临界值时,情况则相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助引致的融资约束改善和营业利润增加是其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随着政府补助规模增大,促进效应逐渐减弱,而过高的政府补助引发企业寻租成本上升等抑制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效应却随之增强,这是政府补助对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倒U型影响的重要原因。本文不仅从微观角度阐释了政府补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机理提供了模型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新时代深化现代财税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 相似文献
4.
优化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不仅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建设更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题中之义.基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布视角的研究发现:市场内僵尸企业所占比重越大,经济资源在正常企业之间配置的效率越低.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国有企业资产占比更高、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市场内,僵尸企业导致市场中经济资源错配的程度更大;而在市场化程度和市场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市场能够有效抵御僵尸企业引发资源错配的负面冲击.机制分析显示,僵尸企业挤占经济资源的行为更有可能打击高生产率企业,主要表现为生产率增速的大幅下滑和退出市场概率的显著增加.上述结论意味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将祛除落后产能与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有机结合,全面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相似文献
5.
本文基于分权体制下政企之间的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计量模型,将地级市之间经济竞争程度与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相匹配,验证了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程度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当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经济竞争程度越激烈时,其辖区内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越低。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对辖区企业的减税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产业和所有制异质性;分位数回归发现,辖区企业处于不同税负强度时,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的减税效应也存在明显差异。在当前减税降费、让利于企的新时代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对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和规范横向竞争中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启示意义。 相似文献
6.
7.
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以满足辖区居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财税体制改革给地方政府带来的财政压力,会对其公共服务供给行为产生影响。在测度中国229个地级市公共服务质量与财政压力的基础上,构建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地方财政压力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财政压力对公共服务质量产生了非线性影响,当地方政府承压超过一定限度时,财政压力将显著降低辖区公共服务质量;实证结果因地区、城市规模不同而呈现异质性;不同种类公共服务间的质量差异,源于财政压力环境下地方政府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行为。为此,应将财政压力控制在适度范围内,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努力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质量相对均衡。 相似文献
8.
中国地方政府近年来陆续开展的行政“扩权强县”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存在着鲜明的时序差异,主要分为“先财后行”“先行后财”“并行分权”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分权时序对县级政府税收征管力度的冲击存在差异,进而对辖区内企业实际税负产生非对称影响。为此,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匹配,建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分权时序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先财后行”分权时序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先行后财”分权时序加重了企业实际税负,而“并行分权”分权时序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先财后行”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政府财政压力相对减轻,税收征管力度有所下降;“先行后财”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政府财政压力相对增大,税收征管力度相应增强;“并行分权”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财政压力相对不变,税收征管力度变化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了优化分权时序、完善地方税体系、健全税收征管监督机制等政策建议。 相似文献
9.
本文基于时变参数模型的经验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波动平稳化趋势有着显著的熨平效应,并且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的不断推进,这种熨平作用亦趋明显。TGARCH模型的深入分析发现三大产业对我国经济波动幅度的影响是非对称性的:第一产业波动对经济总量波动几乎没有影响;第二产业波动对经济总量波动存在杠杆效应,而这种杠杆效应主要是由重工业带来的;但第三产业波动对经济总量波动存在明显的熨平作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及除五大类之外的其他服务业对经济波动的熨平效应最为显著,而批发零售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因其自身的波动较大,对经济总量波动的熨平效应较小。本文结论的政策性启示是,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的平稳化增长势头,必须进一步优化三大产业之间的关系,深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要加快第三产业发展。 相似文献
10.
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研究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结果表明:(1)从总体上看,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显著为正,即它加剧了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2)从分地区来看,转移支付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而东部和中部地区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则显著为正。(3)将转移支付划分为一般性、专项和返还性三类,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别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发现,一般性转移支付显著降低了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返还性收入则扩大了经济发展差距,专项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4)从不同类别的不平衡指数来看,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显著提高了中部地区的组内发展不平衡程度以及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组间发展不平衡程度,缩小了西部地区中心、外围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