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清单：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监管的新起点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现阶段全面构建公共权力监管体系的重要事件。但是,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的全面监管任重而道远     

企业社会责任中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提供了改善企业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切入点.以企业的道德属性来认识企业社会责任,与把企业社会责任看作附加商品买卖的功利论观点,都未能揭示其本质特性."社会需求"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因素,信息的获取与披露、经理人的自由裁量权等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非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它在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下发挥作用;经济因素决定了在此时此地实现社会需要与企业需要结合的最大可能,而非经济因素则影响着其具体结合的程度.因此,在现实意义上,着眼于非经济因素,更能达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目标.     

郁建兴：商会研究应关注十个议题

当代中国进入到了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这也是行业协会商会发展的大时代。我认为，当前行业协会商会研究应关注十个议题。     

公私合作伙伴中的主体间关系——基于两个居家养老服务案例的研究

公私合作伙伴(Pub lic-Private Partnerships,以下简称PPPs)在各国的兴起及流行得益于它能够弥补政府资金不足、专业技能缺乏、资源整合能力较弱等缺陷,但PPPs运行中也存在着失败的可能和风险。文章聚焦PPPs运行中的主体间关系,指出有效运行的PPPs需要应用规则对其中的伙伴行为进行规制,而且还应该遵循一系列原则以促进伙伴关系的建立。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政府与星光敬老协会、杭州市政府与援通公司合作提供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的案例验证了这一理论模型。     

商会发展中的问题与挑战——温州行业商会、协会调查

商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在我国，1997年国家经贸委提出《关于选择若干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的方案》，确定上海、广州、厦门和温州四个城市作为行业协会的试点工作城市。今天，商会的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这四个城市，商会对经济发展和政府改革的推动作用令人注目。在各地商会发展的诸种模式中，温州商会最具特色和活力，这一点已得到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管理层到市场经营层、从政界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在聚合行业力量、应对外贸壁垒、整顿行业秩序、提供公共服务、维护企业权利以及招商引资等方面，温州商会的所作所为可圈可点。温州商会的发展模式不仅为其他地区民间商会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带有“二政府”色彩的商会的“去政治化”改革提供了一种可参考的模式。     

特殊时期“特殊角色”的特殊作用—看温州行业协会如何在企业困境时大有所为

自今年上半年起，浙江大量中小企业发展出现困难。因银根紧缩，浙江200万家中小企业面临资金断链；因用工成本上升和美元贬值，温州有20％中小企业倒闭或半停产，其中烟具行业开工企业由六七百家下降到约50家。最近，中央领导人频频赴浙江调研，探寻中小企业的突围之路。     

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以杭州市为例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在社会管理中可以发挥积极的协同作用。杭州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案例表明,它们在社会资本、制度设计与技术平台方面具有较好的协同动因,并在集结公民意愿、促进居民融合、提供社会服务、调处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协同作用,从而推动了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形成。政府需要建立健全制度框架和政策法规,为社区社会组织营造良好制度环境,而社区社会组织则需要提高自身能力,拓宽与政府、市场之间的协同领域,并且创新协同方式。     

政府促进就业的服务模式创新——以宁波市海曙区就业项目经理人制度为例

就业是民生之本，促进就业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宁渡市海曙区政府通过创立就业项目经理人制度，形成了专业化、人本化、制度化的就业服务模式，有效地促进了困难群体的就业与再就业。海曙经验表明，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上的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和制定公平正义的就业政策法规，而且体现在微观层面上不断创新就业服务机制，使各项促进就业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行业协会:寻求与企业、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

行业协会作为公民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和政府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当前,我国行业协会已经获得了较大发展,但与国外同类社会组织相比还有相当差距。本文以温州商会为范例,指出我国行业协会的发展和自主治理的空间具有较大的弹性。因此,需要形成行业协会、企业与政府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以扩大行业协会对企业(行业)的影响和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不能忽视转型升级中的“第三元主体”

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表面上看是对经济或金融的冲击，实质上是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冲击。在后危机时代，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行业协会作为政府与企业之外的重要的“第三元主体”，可以有效地助推产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