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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广州的海外交易、市舶制度与财政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以往有不少论著把唐朝以广州为中心的海外交易视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这种论断值得重新考虑。本文区分帝室财政、国家财政、地方财政三个层面，结合其它财政制度，从海外进口商品构成、“收市”的财政意义、“进奉”的不同财政内涵、商税制度等方面，详加探讨，认为广州海外交易、市舶制度与唐朝财政的关系，最基本或最主要的关系是为帝室财政采购进口珍异，这对于国家财政是一笔不菲的财政支出；无论是国家财政收入或是地方财政收入，从广州海外贸易的受益均微乎其微。广州海外贸易、市舶制度在唐朝财政中的这种地位，除了受当时进口商品构成及帝室奢侈性消费需求的制约，还与在商品经济有待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下，唐朝君臣利用商品交换手段理财的自觉性不高有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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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研究宋代士绅取得的大量成果,不仅没有消弭学者之间由界定"士绅"引起的分歧,反而使得士绅的形象在丰富的同时,更为模糊.[1]这说明,分别从政治史、社会史、家族史、文化史、区域史等领域出发的研究成果,显然难以贴切地把握研究对象.为了清楚地了解士绅群体,当下学者纷纷采取跨领域的视角,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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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唐朝史实,本文对"政府购买"概念作出了新的定义,指出唐朝的政府购买应分为两大类:一是直接的政府购买,即以实际持有的财政性资金或物品进行的政府购买;二是间接的政府购买,即动用预期的财政收入(主要是预期的赋役征调)进行的政府购买,亦称为替代性政府购买。由于唐朝前后期的赋税制度、财政管理体制和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赋役的折纳折免与政府购买、地方治理之间的关联有明显变化,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也有不同。特别是替代性政府购买,既可节省政府购买的成本,也容易传导赋役固有的强制性,给纳税人增加额外负担。认识唐朝替代性政府购买的形式、内容、特点及其强制性的由来,有助于重新探析宋代"折变之赋""非法折变"的历史蕴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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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社会经济、海上丝绸之路等问题,长期以来作为唐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取得了大量成果。2016年8月26—27日,厦门大学历史系举办了“唐代江南社会经济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专家学者40多人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23篇,对江南社会经济、海上丝绸之路及相关问题进行研探。会议期间,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教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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