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巨额国债问题

自60年代中期以来,巨额的国债一直是困扰日本经济的突出难题。1980年日本国债的发行额和累积额曾分别高达144605亿日元和705098亿日元。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日本政府开始谋求压缩国债的发行,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然而,时至今日,11年过去了,1991年日本国债的发行额和累积额已经分别达到了236716亿日元和1678515亿日元,不仅年发行额未能减少,累积额也几乎是11年前的2.5倍,占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6.5%。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一、日本国债大量发行的背景日本的国债发行始于1870年。当时正值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开始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为了筹集必需的建设资金,当时的日本     

财税体改新动向

刚刚闭幕的第十六届三中全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筑了强大的公共财政支撑，事实上1994年，我国便进行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财税体制改革。这场改革到2003年已经走过了10年的历程，新形势下中国的财税体制该何去何从?2003年11月15日至1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财政部财科所和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共同主办的“2003中国财税论坛”上，各位专家学各抒己见。     

公共经济学视野中的科学发展观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站在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认识科学发展观，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中国的财政收支格局须调整和规范

以法制为基础。即，财政收入的方式和数量或财政支出的去向和规模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不能想收什么就收什么，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或，想怎么花便怎么花。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的收入，都必须先立法，后征收；无论哪一类项目，哪一类性质的支出，都必须依据既有的制度来安排。     

适度调整积极财政

<正>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的各项统计数字公布之后,关于中国经济“过热”或“偏冷”的争论不绝于耳……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已经去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三月份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反复论证。在新一届政府的工作计划中,积极财政政策更是被作为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手段而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然而,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的各项统计数字公布之后,关于中国经济"过热"或"偏冷"的争论     

新一轮税制改革:可在积极财政政策中谋得一席之地

税制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总要植根于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并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做相应调整.在1993年设计并于次年开始实施的中国现行税制,至今已经有了10年的历史.     

关于减税问题的四个基本判断

文章在总结了近年来对“减税”问题的讨论后，作出了四个基本判断一是减税从来都是对的，因税是政府活动的成本；二是减税的目的在于减负；三是减税与减支相比，减支更重要；四是当前确有减税之必要。     

后“非典”时期:税制改革能否搭船出港

税制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总要植根于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并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在1993年设计并于1994年开始实施的中国现行税制,至今已经有10年的历史。这10年来,虽然免不了修修补补,但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社会环境所发生的变化绝对可以用“巨大”来形容。诸如加入WTO、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通货膨胀为通货紧缩所替代、税收征管水平大大提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等。由此,在今天的中国,税收制度同其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不相匹配现象已经越来越清晰地为人们所看到。同时,人们也意识到,若不对税收制度作出与时俱进性的调整,税收制度肯定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举个例子:诞生于短缺经济时代、深深打上反通货膨胀烙印的现行税制,在基本告别短缺经济、需要对付通货紧缩的今天,它所起的作用显然与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相背。然而,尽管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此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甚至早已拿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税制改革后“非典”●　高培勇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千呼万唤不出来。新一届全国人大上个月(6月16日)公布的今年立法计划,呼声甚高的几个税种的税法修改又均未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