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竞争具有债务融资“挤出效应”吗？

研究目标：考察地方政府FDI竞争是否具有企业债务融资“挤出效应”。研究方法：选取中国上市公司微观面板数据,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模型。研究发现：地方政府FDI竞争对其辖区内企业的银行借款总额和长期借款具有“挤出效应”,但这种现象仅在市场化进程较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存在,且当面临FDI债务融资“挤出效应”时企业一般通过扩大商业信用进行替代;进一步分析还发现,政企关联作为对不完善市场机制的一种替代保护机制能够缓解FDI竞争下长期借款“挤出效应”问题;无论是从银行借款总额还是从借款期限结构来看,地方财政赤字强化了FDI竞争下债务融资的“挤出效应”。研究创新：从企业债务融资微观视角揭示了地方FDI竞争对投资“挤出效应”的作用机理,突破了现有“宏中观层面”研究视角与证据。研究价值：填补了宏中观层面投资“挤出效应”的微观形成机理,并对纠偏地方FDI恶性竞争行为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疫情如何影响企业发展预期?——基于压力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

公共卫生事件对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影响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立足于中国当前的疫情背景和制度环境,本文利用最新的“企业开工力”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发展预期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疫情降低了企业在未来开展经济行为的意愿;机制分析表明,紧张的现金流是疫情降低企业行动意愿的重要途径,具体表现为疫情分别通过提高来自现金流、违约金、还付贷款和员工工资等方面的资金支付压力,进而降低企业的发展预期。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在疫情爆发前的活跃程度越高、所在市级地区的营商环境越好,疫情对企业发展预期的负向影响会越强;而且,疫情与企业发展预期间的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企业所在地区疫情状况以及企业产权性质、所属产业类别等异质性因素的影响。在使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本研究将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因素拓展至公共卫生安全领域,不仅揭示了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企业经济行为的微观机理,而且还为疫情防控下政府出台扶持企业相关政策提供了决策参考。     

在职消费具有效率吗———来自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沪市Ａ股制造业为样本,从控股股东资金侵占和公司业绩的角度探讨了转型期高管在职消费是否具有效率的问题。研究发现,高管在职消费对控股股东资金侵占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效应并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即在职消费是有效率的。通过进一步地研究还发现,当高管个人具备政治联系时,会使在职消费在不同产权性质下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自利”和“寻租”特征。对于国有控股企业而言,自利型在职消费会损害公司业绩,而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寻租型在职消费则会改善企业绩效。以上经验证据表明,在职消费是否具有效率受到高管个人政治联系和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其本质上作为管理层激励的固有效应。     

政治联系方式、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契约——基于政府补贴和政治身份的视角

从政府角度考察政治联系对于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可能会得到与企业角度截然不同的结论。鉴于此,使用2008—2011年沪市A股制造业的数据,分别选取政府补贴和高管政治身份作为衡量政府与企业角度政治联系的代理变量,首次比较不同政治联系方式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差异。实证研究表明,虽然企业角度与政府角度衡量的政治联系均显著地提高了高管薪酬,但是从企业角度衡量的政治联系会削弱高管薪绩敏感性,而从政府角度衡量的政治联系却能显著提升高管薪绩敏感性。在进一步的产权性质对比研究后发现,政府角度政治联系对高管薪绩敏感性的提升效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企业角度政治联系对高管薪绩敏感性的削弱效应则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强。     

产能过剩下银行信贷资源配置行为研究——基于控股股东的持股结构视角

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在金融危机后愈加突出,商业银行作为信用资源配给的关键部门,其授信行为在此背景下是否遵循了市场化原则还有待商榷。论文以中国上市银行2001-2012年的经验证据为样本,重点分析了金融危机后产能过剩下中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源配置行为。研究表明,中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源配置遵循市场化原则。但是,基于控股股东持股结构视角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控股股东持股结构对在产能过剩下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行为具有负面影响,但该负面影响并不显著。论文从产能过剩视角为中国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行为趋于市场化和商业银行股权改革的红利逐步释放提供了实证证据。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的政府补贴效果研究——来自中国沪市A股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1年中国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视角,对政府补贴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存在社会性效果,即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来激励企业扩大社会捐赠额、吸纳更多就业人数和增加技术人才投入是有效率的。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补贴效果在不同性质股东控股的企业中具有不同的表现;政府补贴效果仅在当年盈利的企业中存在,表明政府补贴效果受企业盈亏状况的影响;政府补贴效果不受市场化程度的干扰,但该效应的显著性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却表现出明显差异。就政府的公共政策而言,政府补贴通过补贴形式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实施公共政策中必须甄别企业特征及其所在区域的制度环境。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银行创新能力关系研究

本文借鉴"高层梯队理论"的研究思路,以2002～2011年中国13家上市银行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高管团队特征对银行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影响,并呈现出不同的作用路径。具体表现为,银行创新能力与高管团队学历间呈正相关性;与高管团队年龄、任期间均呈倒U形关系,并分别存在关系"分水岭",即年龄为50岁和任期为7年的时候。银行高管团队特征影响着中国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在分析和培育银行创新能力时,有必要考虑银行高管团队的人口特征。     

官员视察的环境治理效应研究：压力与能力的双重机制检验

为把脉地方经济和了解政策执行情况,赴基层企业走访视察已成为官员履行行政职能、参与经济决策的一种常态。那么,官员视察是否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产生影响呢?利用2016年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本文实证分析了官员视察对民营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提高了民营企业环境治理投资水平,在使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此外,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官员视察通过增强企业的环境规制压力和治理能力双重路径影响了企业环境治理行为,主要表现为增强企业环境规制压力感强度、提高正规融资便利性和获取市场发展机会。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区市场化程度越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大、企业面临的环境盈亏压力越小,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会越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政治关系和企业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而且还阐述了官员视察影响企业环境治理的微观机理,这对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企业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政府补贴、债务治理与高管在职消费——基于政企“资源互换”视角

立足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实际情况，从“资源互换”的视角考察了政府补贴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以及债务治理在两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会对高管的在职消费产生正向影响，政府补贴规模越大，高管在职消费水平也越高，但企业债务治理对高管在职消费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中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之所以会导致高管的在职消费，主要是因为政府会要求获得补贴的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形成一种“资源互换”的关系，但社会责任的承担又会损害企业绩效，削弱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因此，企业往往会允许高管进行较多的在职消费，以弥补高管货币薪酬损失带来激励机制的失灵。由此可见，在职消费作为一种替代性激励机制可能是政府与企业“资源互换”的产物，是企业应对资源依赖环境的一种适应性激励策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