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金融分权何以加剧经济“脱实向虚”?——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视角

经济权力结构变革对微观企业行为具有不容忽视的引导效应。基于中国金融发展和管理逐步由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化的典型事实,根据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式金融分权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式金融分权显著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机制和异质性检验表明,金融分权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代理成本加剧实体企业金融化;金融分权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在高管持股比例和地区法制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激励对金融分权加剧企业金融化起到了促进作用。鉴于此,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偏向,未来需进一步规范金融分权,优化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以确保金融分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和农户相对贫困

市场参与机会和能力的提升是缓解相对贫困的持久性内生动力,数字金融通过影响贫困群体心理从而缓解相对贫困的微观机制尚未得到有效验证.基于贫困心理和行为的理论,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数据,采取反事实分析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多种方法验证数字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来检验市场参与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的使用缓解了农户的相对贫困,且数字金融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具有长期、稳定的作用;第二,数字金融对收入相对较高、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家庭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第三,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的市场参与行为,从而缓解了农户的相对贫困.因此,应通过促进农户市场参与发挥数字金融在缓解农户相对贫困中的有利作用,同时努力提升较低收入和较低教育水平农户的数字金融素养以弥合数字鸿沟.     

美国外资并购反垄断立法之述评

美国对外资并购的反垄断立法,从1890年谢尔曼法开始,至今已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其内容十分庞杂,立法体系也相当完备。就外资并购而言,除了银行、存贷机构等特定行业、特定内容予以反垄断单独立法外,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均须遵守相同的反垄断法律。本文拟对美国外资并购反垄断立法的框架、主要内容、救济途径以及相应的法律制裁作一些简单介绍和述评,以期对我国外资并购的反垄断立法的完善有所借鉴。     

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可持续发展问题初探

外贸结构的可持续发展是外贸可持续发展中的一环。我国作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弱国,要实现对外贸易结构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将贸易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保护环境结合起来,实现贸易和可持续的发展,同时,还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从产品的供需特性看网络产业垄断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网络作为新兴产业在短时间内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其垄断性也明显的表现出来。本文从网络产品的供需特性出发,分析了网络产业形成垄断局面的原因,进而对网络产业垄断性问题进行再思考。     

基于DEA方法的河北省高端装备制造业投入产出效率分析

运用DEA方法对河北省2007年和2009年高端装备制造业及37个小类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技术有效性和规模有效性实证测度,并根据测度结果把37个小类划分为不同类型,指出各种类型行业的投入产出效率的特点。结果表明:各行业的投入产出技术有效性与规模有效性有关;各行业小类应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其投入产出效率。     

美国跨国并购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是世界上对外资准入限制最少的国家,长期以来,美国对外资一直采取开放政策,除了军事和国防工业禁止外资进入,在通讯和交通业、不动产和自然资源开发业、能源和动力、银行和保险业限制外资进入外,决大多数行业对外资开放的,即对外国在美国设立公司的投资方式没有限制,对外资收购由美国股东掌握的公司没有限制,没有对外资实行国有化的政策,这种来去自由、自由放任的政策,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投资环境.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河北省人力资源对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正>当代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区域经济增长与人才资本成长的内在联系越发密切,而且区域人力资本变动趋势对区域经济发展及其竞争力状况影响日益显著。就京津冀人才一体化而言,目前不仅日益成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人才开发一     

创新驱动政策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了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迈向高质量发展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以200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发现，试点政策能有效增加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税负和交易成本，进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政策效应在管理层语调悲观、区域营商环境较差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优化创新驱动政策，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