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利益理论再探讨-与杨小凯、张永生先生商榷

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只是以两种产品两国贸易为实例,给多种产品或多个国家贸易的比较禀赋优势说留下思索空间.反对比较优势学说的人们试图给出反例,并认为比较禀赋优势说已被推翻.该文指出一些所谓的反例并不能称其为反例,新贸易理论也并不与比较禀赋优势说相悖,比较优势说仍然有其生命力.     

危机冲击与中国贸易“超调式”震荡的经验分析

从总量层面、贸易国别层面以及BEC产品类别层面,对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波动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进、出口贸易不仅在总量层面上表现出十分显著的"超调式"震荡特征,而且"超调式"震荡特征有着显著的贸易国别差异性和产品类别差异性。综合分析后发现,本轮危机冲击下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超调式"震荡与当代国际分工的演进以及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定位有关。据此得到启示:一方面,不应过分夸大贸易波动可能引发的风险进而转向所谓"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另一方面,缓解危机冲击下贸易大幅震荡应从构建国家价值链入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重塑北大核心CSSCI

改革开放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实施了"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在特定发展阶段是具备现实基础和客观条件的。更确切地说,既充分发挥了自身要素优势,也契合了全球要素分工演进的大势,符合经济学比较优势基本原理,从而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促进了国内市场发育发展。然而,当前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使得上述模式局限性日益凸显,转向"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重塑竞争新优势,具体作用机制主要包括需求引致创新作用、诱发高端价值链向国内转移作用、虹吸全球高端要素向国内集聚作用、发挥扩大进口产生的溢出效应、构建双向循环开放型经济体系作用等。而充分发挥上述具体作用机制,亟待在尽快打破市场分割推动市场一体化发展、以区域经济高质量一体化为引领有序推动国内市场统一、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国际循环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从贸易顺差视角看我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趋势

近年来,以贸易顺差为主要特征的我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问题引起学术界和决策层的重视。我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减缓外贸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本文从国际分工发展的新特点及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新趋势来剖析贸易顺差引发的外贸不平衡发展问题。我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将在充满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的环境下发展。对此,要从互利双赢的思路来看待贸易发展问题,以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来化解贸易摩擦,以促进全球经济在合作、竞争、创新中和谐发展。     

建立和完善我国竞争政策体系的探讨

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和国际投资自由化进展进一步加快,世界贸易组织管理协调的重点也逐渐由贸易政策转为国内立法和竞争政策.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的有效性越来越低,战略性贸易政策发生作用的外部条件已经基本不存在.开放市场、减少壁垒、进行公平有效的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可能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因此,一些国家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将外贸政策研究的重点从战略性贸易政策转向竞争政策.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建立和健全我国的竞争体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讨论了国际竞争政策的内涵和新特点,分析了我国竞争政策的现状,探讨了建立健全我国竞争政策的重点和思路,并提出了在全球范围内协调竞争政策的途径.     

国有股减持：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必然选择

国有股减持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它将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等改革目标的实现提供难得的机遇，但要实现“减持”的初衷，必须提供相应的制度环境和配套措施。     

开拓外资企业中间投入品市场

在拉动江苏省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据我们的调查．利用外资名列全省第一的苏州市，外向型经济的带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有所谓“二、三、四、五、六”之说，即外资企业的税收占全市税收的20％，GDP占30％，企业数占40％，固定资产投资占50％，出口占60％。东亚金融危机使江苏省外贸公司和企业自营出口增长速度下降，有的甚至出现负增长，但“三资”企业却依靠其高新技术产品优势和市场优势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显示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在充分肯定外商投资…     

从开放型经济的角度看东亚金融危机

一、从开放型经济的角度看东亚金融危机如果要评选１９９７年世界经济１０大新闻，当首推东亚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曾经说，１９９４年底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是“２０世纪的第一次金融危机”，那么，东亚金融危机就可算是２０世纪的第二次金融危机。引发...     

中国外贸转型：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产业效果分析

伴随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环境红利等传统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以及面临外需减弱、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经贸摩擦频发等外部环境变化,中国外贸发展亟待转型已成共识。但在向什么方向转型、如何转型问题上,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部门,认识上并不一致。一些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外贸转型发展,就是要逐步降低加工贸易比重,提高一般贸易比重;要沿着“微笑曲线”从低端向产业链高端全面升级;要从依托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向依托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内的高科技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转变等等。从长远发展思路来看,这些看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从短期看,外贸转型升级不能脱离全球分工演进的一般规律和中国发展的现实国情。流行的思路有“急于求成”之嫌,不利于我国外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外贸发展的转型升级。本文拟就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港深一体化 构筑大香港

目前,深圳面临着金融中心转移、吸引外资能力下降的严峻挑战,香港面临着内地经济全面开放、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严峻挑战,珠三角也面临着日益崛起的长三角的严峻挑战.对于处于同一地区的深圳、香港和珠三角来说,要保持经济发展,突破挑战,就要有新的目标,新的手段.现实的选择就是:港深一体化,构筑大香港,使大香港成为珠三角的经济发展龙头,各地区之间的资源进行全面整合,从而带动整个地区走出困境,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