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预算执行中超收超支的形成机制及治理

近几年,我国预算执行中的超收和超支问题随着超收规模和超支规模的扩大而引起广泛关注.国内学者对于超收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诸多探讨,普遍认为超收是超支的决定因素.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超收和超支形成机制的结果显示:虽然超收是超支最初产生的直接原因,但是地方政府支出需求的刚性和对资金自由裁量权的追求形成了对超收的“倒逼机制”,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力与事权不匹配所产生的支出缺口,使得地方政府逐渐对财政超收产生了路径依赖.解决超收和超支问题最根本的措施是防止超收与超支的直接转化.此外,如何加强预算约束,从技术、行政和法制层面控制超收规模也是下一步改革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我国国债适度规模的实证分析

近20年来，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呈现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为了避免过高债务规模的产生及其蕴含的潜在风险，将国债发行规模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至关重要。本文试图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证明对当前国债规模的适度性作出判断，从而对未来我国国债管理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通过对历年国债各相关指标的理论分析，以及时间指数模型、ARMA模式、KMV模型的实证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的国债规模已经超出安全范围，并存在较大的偿债风险。为了扭转不良趋势，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势在必行。积极预防未来国债发行和偿还可能引发的风险，不仅可以促使国债市场健康有序运行，更能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     

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问题研究

根据分税制体制,增值税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为75∶25。从表面上看,分享比例一目了然,但实际比例是否如此还有待考究。本文认为中央与地方增值税的分享比例要分三种情景进行研究:第一,仅考虑国内增值税时,在改革之初,中央分享的增值税比例实际上要远低于75%;第二,将进口环节增值税也考虑进来之后,中央的增值税分享比例就超过了75%。而且随着中国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进口环节增值税的大幅增加,中央的增值税分享比例也会越来越高;第三,将中央和地方所负担的增值税出口退税也考虑进来。由于中央负担了绝大部分的出口退税,所以中央的分享比例实际上会向75%回归,但仍呈现出不断攀升的态势。不论以上哪一种情况,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比例都不是表面上的75∶25。增值税分享比例在不同情景的不同数值,既凸显了增值税作为当前我国第一大税种所发挥的特殊经济调节作用,同时也是我国中央与地方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上不断博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