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贸易成本和专利出海

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产权形式,专利为创新产品中无形资产的专有权利提供了正式保障,是推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移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面临的知识产权纠纷日渐增多.在此背景下,布局海外专利对保障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关于中国专利出海的研究较为鲜见.基于2001-2018年国民经济行业大类层面的出口和专利申请数据,本文考察了出口对中国海外专利布局的影响.结果显示,制造业出口显著地推动了中国在海外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长.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地理距离在其中表现出调节作用且在制度维度上表现出异质性.具体而言,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较高的国家,地理距离会进一步放大出口对海外专利申请数量的促进作用;而在遗传距离和文化距离邻近的国家,地理距离则表现出负向调节作用.另外,"一带一路"倡议也促进了出口对中国专利出海的影响.在当前全球贸易环境较为动荡和中国出口产品努力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背景下,本文的经验证据对推动中国以专利为代表的无形资产海外布局有一定的启示和参考.     

公路施工中软土路基的施工技术处理探析

软土路基水分含量高,变形几率较大,因此在对软土路基进行处理时,应当选择合适的施工技术,否则会影响到后续公路的正常使用.基于此,本文对软土路基的相关概念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软土路基的加固特点以及施工技术在公路施工中的具体要点,以期能够为后续公路施工中软土路基的处理提供有效参考意见,促进我国公路建设速度的不断提高.     

城市高房价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定居意愿

中国城镇化进入了以提升质量为特征的减速阶段,农民工有序完成迁移第二个过程,即在城市定居下来,这是高质量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快速上涨的城市房价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日益凸显.本文首先构建中国城乡人口迁移两个过程的理论模型,分析城市住房价格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其次将2012-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288个城市数据匹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城市高房价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的定居意愿,而定居意愿下降将会阻滞城镇化的进程.机制检验发现,城市高房价主要通过提高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预期购房成本进而降低其定居意愿.此外,本文还进行了个体异质性和城市异质性检验.个体异质性检验发现,城市高房价对第二代、低受教育水平和本地无房农民工定居意愿的负向影响更大,对更高收入水平、更大发展空间以及可获得公共服务农民工定居意愿的负向影响更小;城市异质性检验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高房价对农民工定居意愿影响的负向作用逐渐增大.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抑制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提高农民工收入和福利水平、提供更为平等的公共服务,以及解决好进城农民工"三权"有偿退出问题,可以增强农民工的定居意愿,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入世后旅行社人才竞争对策分析

入民后旅行社业遭受的最大冲击将是人才的竞争。本文在分析我国旅行社面对的人才竞争态势基础上，从企业机制变革、转变人才观念、培育激励制度、职业经理人的培养和强化企业品牌等几方面分析了旅行社应对这场人才竞争应采取的对策。     

张娟娟 打破韩国垄断的第一人

2008年8月14日的北京奥运射箭赛场,第一次奏响了雄壮的中国国歌,这是一个应该被我们永远记住的历史瞬间.被韩国选手"霸占"了几十年的冠军领奖台首次站上了一位笑靥如花的中国选手--张娟娟.     

论科层制与学习型组织的相容性

科层制是现代组织尤其是现代企业组织的基本架构，它为所有企业的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但自学习型组织理论提出以后，许多人认为科层制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应该让位于新的组织模型。其实科层制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框架，它经历了上百的演变，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它完全可以与学习型组织相容从而既提高组织的灵活性又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高校隐性德育资源的开发与建设

隐性德育问题是当前德育问题的重要前沿性课题。随着德育学科的科学发展以及教育的现代化趋势,重视并充分利用隐性德育资源促进高校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当前高校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在高校中,隐性德育是相对显性德育而言的,是高校整体德育的有机组成部分,隐性德育资源对学生的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塑造作用。本文从高校隐性德育资源的内涵、开发与建设的原则和途径等方面进行阐述,意在引起对高校隐性德育资源的重视,合理开发和建设。     

西部地方政府在西部大开发中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西部大开发中，西部地方政府应把社会结构、人类发展与宏观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确立新的开发目标；整合新的扶贫思路；成为为市场服务的主体。     

Self‐Fulfilling Early‐Contracting Rush*

In markets for entry‐level professionals, the insurance motive drives some participants to sign early contracts. The rush to early contracting can be self‐fulfilling, as both its effect on expectations about demand–supply balance in the subsequent spot market and the effect on it from changes in the demand–supply balance can be nonmonotone. Matching markets with more risk‐averse participants, a greater uncertainty regarding relative supply of positions, or a more polarized distribution of applicant qualities are more vulnerable to self‐fulfilling early‐contracting rushes. Employers can have a collective interest in preventing early offers to a few promising applicants from starting the rush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