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竞争与组织绩效改进:兼论双轨制对制度变革的意义

本文在一个逆向选择模型中分析双轨制下的体制竞争对体制内组织绩效及其制度选择的影响,揭示"以竞争促改革"以及"先易后难,以点带面"的改革逻辑。在一个序贯体制竞争博弈中,体制外组织的进入威胁,在体制内组织中产生代理人向上模仿的激励,从而导致高类型代理人的产量扭曲。当体制外组织成功进入时,体制竞争能够通过直接的竞争效应和间接的策略效应,导致体制内垄断权安排的比较优势下降,推动体制内组织的制度变革。但是,如果稳定性租金很高,体制内组织就可能利用其垄断权安排成功遏制体制外组织的进入。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体制竞争可能形成三种不同的体制变革路径,而培育有效的竞争应该成为体制改革的核心。     

地区竞争与市场化进程的趋同性——中国是否会出现"一个国家,两种经济"

本文通过一个不对称资本竞争模型分析地区竞争对市场化进程地区差距的影响,并讨论地区间市场化进程趋同的可能性.分析表明,如果地区间技术水平差距过大,地区竞争不仅导致不发达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滞后,而且会抑止不发达地区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导致地区间市场化进程差距的扩大.在长期中,只有避免不发达地区进入"技术进步陷阱"或"改革成本陷阱",才能保证地区市场化进程的趋同,避免出现"一个国家,两种经济".     

利他、互利与信任

本文引入利他与互利偏好,建立一个信任模型,通过投资博弈分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的特征。利他偏好的选择性使信任行为表现出“自己人”与“外人”的两分现象,个人对“自己人”情结越强,自己人圈子越小;而信任的互利基础使得二阶信念对信任的建立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最后我们应用这一理论分析禀赋(收入)差距对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分析发现随着合作双方禀赋差距的加大,双方信任水平下降。     

社会距离对自愿合作的影响:文献综述

社会成员之间的自愿合作对社会和谐运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自愿合作的不同行为基础，从两个角度分析了社会距离对自愿合作效率的影响：社会距离首先会影响互利均衡的协调，其次会影响社会认可的供给与需求，进而影响社会规范的执行。创造同质群体、重视长期关系、加强社会互动、重建社会规范等可以缩短社会距离，提高合作效率。     

人口流动性、公共收入与支出--户籍制度变迁动因分析

本文分析了人口流动性的内生决定 ,以此解释中国户籍管理政策变迁的动因。文章表明 ,分权框架下的区际竞争将推动政府降低人口流动成本。一般而言 ,集权 ①框架下的最优流动性水平普遍低于分权框架下的流动性水平。与我国近 2 0年来户籍政策变化相一致的是 ,跨区劳动力配置需求的上升增加了户籍管制的效率损失成本 ,将推动人口流动成本下降。我们认为 ,除了协调地方公共品供给外部性、限制地区间税收竞争以最大化税收收入这两个基本原因之外 ,我国户籍管制的另一个特殊原因是便于执行地区差别政策。而设置流动成本的效率性取决于政府目标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致性程度。     

中国的信任结构及其决定--基于一组实验的分析

文章通过一组三重博弈实验(Cox,2002)度量了人际信任水平与可信性水平,并分解了信任的行为基础.通过估计利他动机与互利动机对可信性的影响系数,文章提供了一种确认参与者信任结构特征的方法,进而可以分析不同个人特征,如信仰、地域等因素对信任行为以及信任结构的影响,并得出了供以后进一步研究的初步结果①.     

中国义务教育应该如何分权?——从分级管理到省级统筹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利用1998-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不同类型教育财政分权对义务教育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的教育财政分权对地区总体的义务教育产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城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对农村则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2)省级政府与省级以下政府之间的教育财政分权对城镇和农村的义务教育产出都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3)教育经费投入对城镇的义务教育产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农村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文章指出,应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而向省级政府集权则有利于提高城镇义务教育的产出效率。     

经济波动与基金投资策略粘性

大量国内外文献研究了基金投资能力,但很少从经济周期视角研究基金投资策略.文章首先从选股和择时两个维度检验了我国开放式基金投资策略是否存在周期性转换,然后分析了不同投资策略的相对绩效与投资者偏好.研究表明:第一,基金经理确实存在显著的选股与择时能力.从整个行业看,基金的择时与选股能力存在周期性转换,其中择时能力在经济紧缩期更突出,而选股能力在经济扩张期更突出.第二,个体基金存在显著的投资策略粘性,而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转换,中国市场上择时与选股两种能力的周期性转换并不能带来更好的基金收益.第三,行业层面的周期性源自个体基金两类不同的投资策略:第一类投资策略在经济扩张期的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都强于其他基金,而在经济紧缩期则都弱于其他基金,采用这种投资策略的基金更关注其在经济扩张期的投资表现;第二类投资策略则相反,采用这种投资策略的基金更关注其在经济紧缩期的投资表现.前者具有高收益、高风险的特征,而后者则表现为低收益、低风险.文章的研究不仅发现了中国基金投资行为的新特征,还为投资者选择基金提供了投资决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进入壁垒、市场结构与生产率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的企业数据,根据产业演化模型分析了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提升的来源,重点研究了沉没成本和以国有经济比重度量的行政性进入壁垒对市场结构和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我们发现,沉没成本和行政性进入壁垒的降低显著提高了行业生产率,同时行业沉没成本的降低提高了市场竞争性,降低了市场集中度,但行政性进入壁垒对市场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企业的进入退出分析以及行业生产率的分解,行政性进入壁垒降低对行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国有企业的进入退出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国有企业自身的生产率持续提高,对总体生产率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3%;行政性进入壁垒的降低,减少了非国有企业的进入成本,高效非国有企业的进入提高了行业生产率;随着国有经济比重降低,偏向国有企业的政策扭曲减少,降低了行业生产率差异度,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高。     

固定成本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分布

本文通过异质性企业的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了固定成本与行业生产率分布的作用机制,较高的固定成本可以使相对低效的厂商退出市场,从而导致企业间生产率差异度减少,提升总体生产率水平。本文以间接成本作为固定成本的代理变量,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7年的微观数据,研究发现:固定成本的提高会降低企业间生产率差异度,提高行业总体生产率水平,而且这一关系在引入沉没成本、产品差异化、贸易开放程度等控制变量,以及固定成本其他代理变量后仍然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