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一个包含遗赠动机的模型

促进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但已有研究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退休人员数量的攀升将对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程度的负向冲击。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我国居民具有普遍的遗赠动机这一现实特征,构建包含遗赠动机的拓展的OLG模型,采用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延迟退休政策对居民消费的长期影响。研究表明:影响结果取决于经济中的资本产出弹性。如果资本产出弹性较高,那么延迟退休将同时降低居民年轻时期和年老时期的消费;反之,延迟退休将降低居民年轻时期的消费,并提高其年老时期的消费和一生中的总消费。数值模拟结果显示,使延迟退休政策效果发生改变的资本产出弹性的阈值介于0.5和0.6之间。以上研究结论为在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以促进居民消费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城市规模、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

目前,部分城市的房价等资源要素价格高涨,高成本城市化已启动,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规模与资源配置的"极化"与"分散化"并存的非平衡增长城市化模式,认为非平衡增长的城市化模式造成了房价等资源要素的高涨和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并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利用全国287个地级市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城市规模、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东中西部不同地域和不同人口规模城市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类检验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在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上,中部和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东部地区。400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其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显著降低。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城市化模式问题上,中西部地区还可以继续进行"集中导向"的城市化模式,而东部地区的城市化到了进行"分散与集中"并存模式的转型时期。在城市规模上,未来城市化可以有重点地扩大部分中小城市的规模,再造大城市,适当控制目前超大城市的规模。在资源配置上,引导、鼓励高校教育、重点项目等资源有重点地向中小城市流入,促进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城市化模式从非平衡增长到平衡增长。     

金融发展促进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吗?——基于1999～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1999~2010年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处于U型关系的左半部,目前金融发展对城乡高收入居民的影响效应更大;优化初始财富禀赋配置、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提高居民人力资本水平将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有促进作用,并且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作用更强;在存在城乡二元分化情况下,对外开放和城镇化进程不利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升。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有好处吗？——来自企业层面数据的证据

利用2006年1000多家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和T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本身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稳定、显著的正向关系;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生产率之间也存在着稳定、显著的正向关系;不同规模和不同地理位置的企业其生产率呈现不同的表现,企业对环境成本上升带来的消化能力有差异。经过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也依然成立。     

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及其选择

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是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而土地制度又是这些基本问题的核心，它是农村中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安排的基础。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看，股田制能够较好地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面临的突出问题，这对促进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意义。股田制应该作为我国目前最主要的农地流转形式。     

近代外国在华投资： 规模与效应分析

传统观点认为，近代外国在华投资不仅盈利极其丰厚，而且还严重抑制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成为阻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近代外国在华投资的规模、利润率以及外国投资与日俱增背景下中资企业成长、发展情况的分析，发现传统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文章认为近代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正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不仅没有成为中资企业发展的阻碍，而且还刺激并促进了中资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当然，至于外国间接投资的效应则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对耕地流失的调查及反思

对耕地流失的调查及反思杨德才，胡孝德，唐松根我国是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农业的发展状况对我国的发展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而农业的发展又离不开耕地，耕地的增减又反过来影响着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虽然我国仅靠占世界总耕地面积６．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