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梁启超历史观的两极差异

重复和雷同是历史学研究之忌讳。历史学不应再拘泥于注经式的考据、线性因果的单一思维模式的研究方法。我们应超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野,高扬开拓、求索、创新的科学精神,探索前人未曾涉猎过的新领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你探索的每一步不一定都能成功,但它却是走向成功之必经桥梁。由此,我们开辟“求索篇”专栏,希望不囿于旧有成说,勇于探索新问题的作者踊跃投稿。     

“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兼论其与20世纪90年代各种思潮的复杂关系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中国学界以“后”相标榜的各种理论思潮风起云涌,似成蔚然大观之势,但实际上当中国后学的始作俑者从西方现代理论自我反省的边缘地带获得沟通两个世界的合法通行证时,却抛弃了后现代理论本应具备的有效反思能力;其后风行于中国大陆学界的各种“后现代”理论,不但在西方的各色殖民话语面前显得身份暧昧,又与中国自身文化脉络中的种种遗绪纠葛不清,同时还不知不觉地承担着在中国将现代化叙事进行到底的奇特使命。因此有必要厘清这些流行于中国知识界的后现代思潮藉以确立自已身份所依附的理论形态,以及他们在表述过程中所形成的角色位置。同时作者认为,在历史研究领域,弥散于社会学、人类学和史学之间的对传统社会中民众记忆与日常生活进行复原式寻究的动向,却多少折射出了一些“后现代”理论的批判能量。     

“五四”赶集图

谈“五四”就像赶场庙会，不仅要就着五月四日这天去赶集，而且有大集小集之分，今年好像逢上个赶大集的日子。言论圈又该熙熙攘攘地热闹一番了。     

超越“左”与“右”

2010年7月17日,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聚会,以“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会议共设立了四个议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

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本)2004年7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后,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一些反响。由于这部作品卷帙浩繁,涉及的内容极为复杂,一直缺乏全面和深入的讨论和批评。2004年5月14日,清华大学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心邀请了来自清华、北大、社科院、华东师大、香港中文大学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20余名学者,专门就该书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讨论。与会学者来自不同的学科,有专治中国哲学、西方思想、法学、政治学的专家,也有研究现当代中国思想和文学、文化的学者。学者们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出发,对该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了对话。我们特地刊发此次研讨会的发言,以期引起学界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并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由于篇幅太长,发言将分两次连载。(本文是研讨会的录音记录整理稿,已经发言者的确认和修改。)     

中层理论与新社会史观的兴起

本文通过把“中层理论”尝试引进历史学的分析领域,较深入地讨论了“新社会史”与传统史学的差异与联系,试图为中国史学的变革提出一种方案。     

边界的重设：从清末有关“采生折割”的反教话语看中国人空间观念的变化

本文研究主旨有三1、对传统中国民间有关残损人类肢体以制药的行为进行考察.2、分析这种行为如何被制作成谣言而传播开来,从而转变为近代的反教舆论.3、研究谣言制作的社会与文化原因.     

“社会”是一个关键词：“五四解释学”反思

“五四”曾经作为一个政治事件进入了政治史关注的视野,也曾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起源,扮演着代言自由主义个性解放的角色。但以往的“五四”研究越来越趋向于把政治和社会运动与“个性解放”的话语对立起来加以论证,以突出“五四”作为中国革命悲剧性命运开端的地位。这种“思想史分析”框架一度广为流行,成为对抗正统意识形态的重要依据。问题在于,过度强调“五四”个人启蒙遭遇挫折的一面,有可能遮蔽将“社会改造”的探索作为“五四”另一个内涵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从而不自觉地以西方的历史视角衡量“五四”的意义,最终忽略了中国现代历史转型更重要的一些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