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集聚、知识结构与中国城市创新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如何借助新一代数字技术打造的虚拟集聚平台赋能城市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技术选择模型将表征产业组织数字化的虚拟集聚与城市创新绩效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内，考察了虚拟集聚与城市创新之间的关系及其通过知识结构影响城市创新的关键路径。研究发现，虚拟集聚促进了城市创新发展，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虚拟集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知识溢出的空间阻滞问题。异质性分析发现，虚拟集聚对东部地区、中心城市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促进知识结构相关多样性提升是虚拟集聚影响城市创新绩效的重要渠道，并且虚拟集聚的创新增长效应遵循“梅特卡夫法则”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此外，城市虚拟集聚水平越高，引致的创新促进作用及创新模式越偏向于渐进式创新。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产业组织数字化和城市创新方面的文献，为探索产业数字化及中国城市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拓宽了视角。     

数字化转型能否推动中国企业进口扩大——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积极扩大进口对助推我国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促进贸易平衡、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通过整合2007—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并将其与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提取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进行合并，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规模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扩张，且这一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减特征，对进口规模较小的企业最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推动企业生产技术升级和生产规模扩张三个途径来促进企业进口，从进口构成上来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额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国家层面和产品层面的进口集约边际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企业和产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推动了出口企业、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中间品的进口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还有助于提升企业进口概率、延长进口持续时间以及提高进口产品质量和技术类产品进口份额。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主动扩大进口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的背景下,如何协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决策者和学术界关心的核心议题。文章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水平,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影响效应分解显示,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平均工资的提升,而并未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3）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数字化主要通过劳动力配置效率渠道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高。（4）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议价能力高、信息透明度低、高技术行业以及制造业行业中的作用更加明显；数字化转型在提升雇员和高管薪酬的同时并没有显著扩大内部薪酬差距,并且还存在创新激励效应。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共同富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