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预期与能源投资——基于中国碳减排承诺的自然实验

引入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分析框架来评估未来碳减排承诺如何影响当期的能源投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能源项目投资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不可逆性强,使得投资者在决策时会尽可能地纳入影响未来收益和成本的信息。本文将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政策与发电行业投资行为相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政府规划和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的理性预期作用于当期发电技术项目投资,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政策在规划期会促使企业相对提高试点地区低排放发电技术项目投资,特别是相对提高了这些地区低排放火力发电技术项目投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正式实施之后,企业降低了政策试点地区的高排放发电技术项目投资的实际利用水平。这一发现说明环境管制政策在正式实施之前的规划期,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预期管理效应,通过释放减排政策信号,促使企业先验地调整能源投资决策,以适应未来减排承诺目标。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强度——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95—2007年的面板数据,本文分析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同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多项计量检验,比较了不同计量模型之后,笔者选取了能够修正面板异相关和自相关的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模型。研究表明,(1)碳强度同人均GDP之间存在"N"形关系。(2)第二产业比重同碳强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即第二产业比重越高,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就越高。(3)对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进行的情景分析表明,如果产业结构不改变,没有实施另外的政策,经济增长速度本身难以引致碳排放强度的大幅下降,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难以实现。     

为什么电力政策总是捉襟见肘?

新时期,中国能源政策需要兼顾增长、绿色和共享多重目标。能源政策,尤其是电力政策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相互冲突的问题。本文以电力价格为切入点,剖析电价的决定因素及其背后的一系列政策组合,包括能源品市场供需及相关政策。进一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结合能源品负外部性、公共服务以及寡头和自然垄断特征之间的相互交叉性,讨论其对应的电力政策之间存在的相互冲突、相互抵消的问题。我们发现电力政策冲突的背后,既有政策本身的不合理性,也有缺乏通盘考虑的因素,还有多重能源特性不兼容的硬约束。本文认为化解电力政策之间冲突的有效方案是:推动区域电力市场建设、坚持产业政策"谁请客谁买单"、促进电改与环境政策的融合、逐步取消交叉补贴以及推进创新普遍服务模式。     

气候治理与短期经济波动：气候变化奥肯定律

碳中和与充分就业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对此需要科学评估减排所带来的就业成本。本文将气候变化与经济周期结合,通过将碳排放和就业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实证估计了气候变化奥肯定律。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奥肯定律是存在的：碳排放每减少1%,就业人数会相应下降0.10%。进一步地,本文还对气候变化奥肯定律背后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外贸发展水平、外商投资和能源结构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发现发展水平越高,减排代价越低,减排政策的制定需要从时段、地区和产业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考虑。本文结论对未来碳中和任务的安排和实现经济发展公正转型具有一定的价值。     

混合兼并动机论

<正> 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急剧转轨,产业结构急剧变化,“兼并”在整个企业的经营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对于企业界甚至全社会而言,却又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对于兼并动机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更是知之甚少。对于企业,如何寻找兼并和被兼并的机会?如何兼并以降低成本或增强市场势力?而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立场显然有别于企业,兼并是否仅有利于少数企业,抑制了竞争,从而降低了社会福利?若果真如此,社会将如何看待,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必要而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