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前近代经济-社会史”的理论范式及其“中国化”：一个历史与逻辑的述评框架

关于“前近代经济-社会史”的研究，西方学界首开其端，形成若干种流派。进入中国以后，与本土问题相结合，表现更加多样。本文根据语义分析学中“同一‘能指’背后的‘所指转换’无限可能，以及在‘能指冲突’中理解‘所指’”的方法，一方面将各流派对前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理解作为一个维度，形成“共同体本位”与“个体本位”之事实差异；另一方面，将各流派对自由的态度作为一个维度，形成“对自由的认同”与“对反自由的认同”之价值差异。两维交叉，构成一个历史与逻辑的述评框架，从中或许可以窥见各派之间的共同点与分歧所在。     

从教育供求角度探寻职业教育再发展

当前职业教育面临诸多问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本文试从社会和个人两个视角切入,分析中职教育目前供求状况,并就如何进一步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谈谈自己的看法.     

公益慈善史比较：史观、制度与主体选择--兼论“社会进化论”与“文化类型观”

公益慈善史比较，在“社会进化论”与“文化类型说”两种史观的影响下，形成了“公益—私利”与“儒教—耶教”的事实分野，以及“扬公灭私—褒私抑公”与“贬儒褒耶—贬耶褒儒—儒耶并褒”的价值分歧。应该说，上述理论在经验与逻辑上均有缺陷，并在实践中带来很多问题。但应该为此负责的，绝不是人们对理想主义或世俗主义的追求，而是不受制约的霸权制度借“理想主义”（不管是科学的还是道德的“乌托邦”）或“世俗主义”（不管是社会公益至上还是民族利益本位）之名实行强制，造成科学与良知、理论与实践、公益与私益、个人利益与民族权益的多重灾难。追求“由劣而优”的制度变革，应当是人类的普世理想。但“普世的理想”并不等于“普世的客观进化规律”，每一民族的历史道路都有其特殊性，它可能由劣而优，也可能由优而劣。阻碍人们实现由劣而优之制度变革的主要因素也不是某种“文化基因”、“客观规律”或“意识形态依赖”，而主要就是“既得利益依赖”，因此才会出现所谓“知其不应为而为之”（明知是劣的制度却去迎合）和“知其应为而不为”（明知是优的制度却不争取）的知行悖论。然而，所谓“既得利益依赖”也仅仅是“依赖”而并非“锁定”，能够选择是人与动物的分水岭，虽然人们的选择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完全自主，但人绝不是任何“决定论”程序锁定下的机器，用“普遍客观规律”或“特殊文化基因”为强权与犬儒开脱，是放弃选择权利、同时推卸社会责任的做法。制度的变革、社会的进步最终还是取决于作为历史进程参与者的每一个人的每一次选择所形成的努力之和。作为人类智力与精神产品的“社会进化论”或“文化类型观”，是可以通过“能指革命”的方式，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思想支援的。     

“集体”农地、农民税权、福利与乡村自治：基于公民权的考察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一直在“集体所有-私有”之间展开争论,其实契约性集体与身份性“集体”的区别远远大于个人与集体之别,如果是契约性的,那么村集体对上可以制约官权、对下可以保障农民个人权益;如果是身份性的,那么“村集体”就是对下制约民权、对上依附官权的国家权力末梢,很可能形成先用强权“化（民）私为公”、再用强权“化公为（官）私”的中转站,最终不管是农民个人利益还是真正的村集体利益,都成为权力刀俎上的鱼肉。目前的体制下,不管是中央“放任”地方的“土地协议批租制”,还是中央“管制”地方的“土地公开拍卖制”,首先都要以“权利制约权力（不管是中央政府权力还是地方政府权力）”为前提,否则只会陷入“国进民退-国退民退官进”的传统怪圈。农业税废除以后,政府对农民的索取仍然超过市民、而对农民的保护仍然弱于市民,以后改革的方向也不仅仅是让农民向“市民”看齐,更重要的是农民应该与“市民”一起争取基本的公民权利：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在“无公开不支付”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体化。要求地权属于农民的消极权利,要求社保属于农民的积极权利,不管是“用土地替代社保”还是“以土地‘交换’社保”,本质上都是对上述两种公民权利的侵犯。即使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优先考虑城市人,最后考虑农民”的做法也是不能被任何现代文明所容许的。目前乡村内生性的自组织资源极度缺乏,原子化的农户在与组织化的其他群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方。要走出这种困境,首先就应该尊重农民的自组织权利,不论是血缘化、伦理性的宗族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