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管制与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基于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理论分析户籍管制对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完整性影响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13个城市面板数据与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户籍管制抑制了低技能、流动时间较短与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家庭完整迁移,这种负向影响在跨省迁移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搭载在户籍制度上的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则是其抑制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完整性的主要影响因素。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基于实证发现,剥离依附于户籍制度上的“隐性”社会福利供给,有利于促进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增加城市劳动力的供给规模;而破除户籍制度约束的关键举措仍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即建立“以人为主体”的转移支付制度与社会福利供给机制。     

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与社保基金征缴收入

社保基金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各界长期关注的热点。本文基于所得税征管体制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构建断点回归模型实证评估了税收征管对社保基金收入的影响及潜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改革对社保基金收入产生了显著和稳健的挤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改革通过“税费替代效应”和“缴费基数效应”降低企业的税收规避和社保缴费基数,从而挤出社保缴费。在社保部门征收和税务部门非全责征收地区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高的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这种挤出效应更明显。本文发现对于理解税收征管改革的外溢效应以及优化税费征管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应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保由税务部门全责征收,及时关注改革进程中企业现金流和融资约束的变化及影响,为政策落地和提质增效提供基础保障。     

转移支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我国中西部县域数据的模糊断点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2000-2007年我国中西部地区15个省份中1054个县域数据,分析了转移支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选择以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进行地理位置模糊断点回归分析,发现中央对西部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高于中部地区,然而西部地区居民城乡收入差距却没有因此得到缓解,反而扩大了20％.转移支付对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扩大效应,该结果在不同带宽以及在距离或经纬度作为断点回归执行变量的情况下均具有稳健性.同时,机制分析发现,城镇居民收入从转移支付中受益程度高于农村居民.因此,本文认为转移支付应更有针对性地投向农村地区,同时中央政府应尽快合理调整转移支付结构,并纠正地方财政支出城镇偏向及结构偏向问题.     

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行为——基于教育事权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大规模减税降费时期,各界对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尤为关注。在这种"紧日子"的财政压力环境下,地方政府会表现出怎样的行为倾向,目前的证据还相对匮乏且不系统。本文以2010年教育事权改革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了伴随事权改革而形成的财政压力对地方收支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为了实现中央政府提出的"2012年国家性财政教育经费占GDP比重4%"的目标,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规模经历了快速扩张。在应对急剧支出需求所带来的财政压力时,地方政府没有扩大税基或强化征管,而是以牺牲其他支出的增长为代价,且在目标实现后,这类支出未得到弥补或改善。本文的研究对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和现阶段减税降费具有重要启示:一方面,在财政支出偏好和基本格局未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应防范民生性公共服务为财政压力买单;另一方面,在关系到各级政府切身利益的财政体制或税费制度改革时,应予以适当的转移支付支持,避免改革对中国公共服务区域不均等程度的加剧。     

不对称信息下政府的低效倾向及对策分析

本文以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供求模型作为基础，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分析部门预算的收支，得出以下结论：不对称信息下的政府部门具有人员机构膨胀、公共产品提供不足或低质等低效率的必然结果倾向；公开部门预算，实现政府部门预算透明化，是减少不对称信息的最有效手段；可采取相应配套改革措施，提高政府部门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一定要走向分权吗——以福建省为例

省以下财政分权被认为能够解决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造成的基层财政困难问题。福建省自2002年进行了省以下财政分权改革,这为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先期经验。通过分析改革后福建省各级财政发展的基本状况,得出省以下财政分权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也难以解决我国的基层财政困难和地区差异问题。省以下财政体制在当前条件下走向财政分权并不成熟,未来改革方向应以适当提高省级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为主,以分收入代替分权模式。     

中国式税收分成激励的产业效应——基于省以下增值税、营业税分成改革实践的研究

1994-2011年间,因应中央对省级政府的分税制改革及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各省省以下财政体制也进行了丰富的调整,其重点之一即是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分成安排.增值税与营业税明显差别的税收分成安排及与相应产业的对应关系,会对地方政府产生不同的财政激励效应,进而影响不同产业规模及结构的变化.本文在财政激励方法指导下,研究了增值税和营业税分成激励的产业效应,并利用1994-2011年间全国地市级政府的税收分成数据对其对应产业的规模及结构变化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相比增值税,营业税的高分成激励促进了第三产业发展、抑制了第二产业的发展;两税的分成差别显著影响了两个产业的结构变化.进一步,地方政府重点选择土地财政行业来实现营业税的高分成利益.     

经济波动与收入年末效应:特征及路径

为实现财政收入目标,经济下行时期的地方政府容易在年末组织收入,这将直接改变年度收入结构。本文基于中国地市级季度财政收入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波动对地方年度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经济下行波动,地方政府第四季度财政收入占比显著提高,其中11月份尤为突出。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现象在欠发达地区更明显,且主要形成于实际经济增长不及预期的经济下行时期。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强征管及空转等方式完成收入任务,企业所得税是加强征管的重要税种。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行为,在经济下行波动或减税降费背景下,为促进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地方财政收入目标和支出计划应做出及时且合理的调整,以减轻政府收入组织压力和企业非预期负担。     

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创新——第23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分论坛一观点综述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大会精神,2022年11月4日,中国财政学会举办的第23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分论坛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创新”在北京举行。本次分论坛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重大财政基础理论问题开展研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