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与社会保障：一个解释性框架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一个充满各类风险而个体普遍无力应对的风险社会时期。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应对工业化风险,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提升社会福利方面成效显著,但自福利国家危机以来,社会保障制度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通过对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风险和风险保障机制的考察,我们试图厘清和解读风险与社会保障的互动与变迁过程,建立起社会保障作为风险管理的社会机制的解释性框架,从而揭示其带给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启示意义。     

技术进步与医疗卫生费用的增长

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与挑战。而医疗技术的进步是推动费用上涨最主要的动力。对技术推动型费用增长的评价要借助成本效益的分析。各国在制定费用控制政策时,不可避免地将面临技术进步与费用控制的两难选择。     

农村失能老人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机制——基于CLHLS(2014)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性别规制所引致的健康不平等使得不同性别老人罹患失能的概率存在很大差异,对于医疗资源匮乏、老龄化形势严峻的农村地区更是如此。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利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失能老人所存在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并就其可能的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农村地区老年人失能状况严重,失能概率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特征上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无论是自理能力、生活能力还是认知能力,农村女性老人的失能状况较农村男性老人都更加严重;家庭经济地位、自主决策权、患慢性病数量、对医疗资源的可及性等是影响农村老人失能状况的重要因素,并构成了农村女性老人失能状况较男性老人更加严重的关键致因。基于此,应将性别意识纳入与健康相关的各项政策议程中,以增强健康资源在性别间的公平分配。     

中国慈善组织的发展环境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回顾与展望

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涉及权力的分配、资源的分配、责任的分配以及文化的认同。从规范意义上讲，两者应是合作伙伴关系。新中国成立60年来，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演变，我国慈善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经历了由政府全面接管和包办，到制度惯性影响下的政府主导慈善组织协作的转变。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良性互动的合作伙伴关系值得期待。     

税收政策是否可以促进企业慈善捐赠探讨——基于2010年度深市主板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关于税收政策对于企业慈善捐赠是否存在影响这一问题,已有众多文献进行了研究,但结论不一。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税收减免对于企业慈善捐赠存在影响。本文在回顾西方成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分析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表的数据,力图深入探讨一个简单且重要的问题:税收是否可以促进企业慈善捐赠?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现行税收体制下,企业所得税政策能够影响企业慈善捐赠,并且是同方向影响。     

我国慈善组织财务问责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财务问责是慈善问责的关键和难点所在。对慈善组织进行财务问责是慈善组织回归正道、重塑形象和提升公信力的关键所在。制约慈善组织财务问责的因素包括法律缺失、所有者缺位、内部治理不完善、政府庇护等,笔者建议通过加快相关立法、提升问责能力、完善内部治理、实施协同治理、履行公共责任、改革管理体制等措施来改进慈善组织的财务问责。     

国外企业慈善研究述评

西方学术界对企业慈善的研究历史较长,研究也较深入。大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企业慈善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形式,并从企业内部结构、企业绩效、市场反应、税收激励等方面对企业慈善捐赠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推动了企业慈善的研究,也对企业慈善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国外企业慈善研究,从理论到实证,从数据到方法,都值得我国学术界学习和借鉴。     

政府卫生支出的差异性评估:基于省际、区域和城乡的实证研究

本文聚焦政府卫生支出的差异性,运用基尼系数、泰勒指数等方法,定量研究省际、区域间和城乡间政府卫生支出的不均衡状况和程度,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各地政府卫生支出的水平和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水平.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不当和制度缺陷是造成目前政府卫生支出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在新医改的背景下,调整发展思路,完善相关制度有助于改善政府卫生支出不均衡的状况.但是,制度的惯性和体制的约束决定了不均衡状况的改变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农村老年贫困:一个分析框架及解释

家庭养老能力的弱化、养老保障体系的发育不足以及自身资源汲取能力较弱使得农村老人更容易陷入贫困状态。通过构建一个涵盖经济社会转型、社会福利分层、家庭结构变迁以及个体异质性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农村老年贫困分析框架,从多角度解析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及其成因。鉴于贫困发生的勾连性和互嵌性,对农村老年贫困的界定要设立涵盖经济、健康以及精神等多维度的标准。农村老年贫困的致因主要包括自身机能与健康状况的衰退、家庭养老的式微以及老年保障体系的缺失,并表现出明显的地区、性别与年龄差异等特征。据此认为,强化家庭养老保障的基础作用、提升农村养老保障供给水平、完善社区老年服务体系以及创新老年贫困救助方式,成为化解农村老年贫困的关键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