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公司避税

会计信息可比性通过公司间信息溢出效应为外界理解和判断公司的经济业务提供增量信息,使避税活动难以实施,抑制避税代理成本从而抑制公司避税。本文从会计信息质量治理效应出发,运用2005-2015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公司避税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越高,避税程度越低。可比性对避税的抑制在信息透明度较低的公司以及在面临产品市场竞争更激烈的公司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可比性与税收征管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可比性对避税的抑制作用在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的地区更显著。本文扩展和深化了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效应,为我国政府强化会计信息披露监管以营造公平税收环境提供理论依据。     

SEO政府监管、募资投向与投向变更——基于1991-2015年制度变迁的统计分析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企业融资渠道日益拓宽,股权再融资(SEO)方式不断创新。监管部门作为"看得见的手",在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积极调整监管政策,引导股权再融资活动有序开展。从募资投向及投向变更角度研究,可为探讨政府监管有效性提供新的经验证据,为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监管政策提供思路。文章运用1991—2015年SEO制度变迁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适当强度的事前监管约束下,执行严格的事中监管制度能最大程度地规范SEO企业的募资使用,并有效减少由于募资变更带来的企业绩效滑坡。进一步研究发现,从变更类别看,相较于一般变更,政府监管对风险变更的抑制作用更有效;从产权性质看,对于投向变更动机更为强烈的民营企业而言,严格的事前监管比宽松的事前监管更有效。     

浅谈权益联营法的适用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公司兼并和收购（以下简称“并购”）越来越成为公司增强自身实力、实现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公司并购时有两种处理方法：权益联营法和购买法。而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对并购后的公司将会产生一定甚至重大的经济影响,因而在公司并购时对方法选择的争论引起了国际上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一、西方对权益联营法使用的观点 众所周知,在权益联营法下,公司管理层可随意通过并购来操纵公司业绩,因而西方各国对权益联营法的采用有着比较严格的限制。例如,英国（标准会计实务报告》（ＳＳＡＰ）第２３条就设计了４条标准,强调只有股权联营的连续性真正保持下来时,才能使用权益联营 法。《国际会计准则第２２号－企业合并》（１９９３年修订）也规定了权益联营法使用的三个标准：参与合并企业的有表决权的普通股绝大多数参与交换与合并,参与合并企业的公允价值相当以及备参与合并企业的股东在合并后企业中保持与合并前实质上同样的表决权和股权,并且强调了即使符合上述所有三项标准,也仅仅在能够证明购买方不可确定时,才能在公司合并的会计处理时使用权益联营法。这些说明国际上对公司的会计处理都偏向于使用购买法,而只有极少数情况才使用权益联营法。 从...     

会计信息会影响捐赠者的决策吗?——来自中国慈善基金会的经验证据

高质量会计信息能通过改善契约和监督,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但鲜有文献实证检验会计信息对我国慈善市场资源分配的影响。本文以2006-2012年我国慈善基金会为样本数据,实证发现:第一,基金会综合运营效率的会计信息越好,越能吸引更多的捐赠额;第二,将综合运营效率会计信息分解为业务活动成本率、管理费用率和筹资费用率三个指标后,本文发现仅有国内机构捐赠者对于业务活动成本率的提高与管理费用率和筹资费用率的降低有显著反应;第三,高质量审计能够显著增强综合运营效率会计信息与捐赠决策之间的关系,但高质量审计治理效应的发挥需要依赖国内机构捐赠者成熟和理性的决策,该结论在控制了自选择问题后仍然成立。本文的结果表明,会计信息在我国慈善市场资源分配方面具有价值相关性。本文的发现也为监管机构完善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的制定及其审计师选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并为我国慈善组织通过提高捐赠效率、控制管理费用支出和完善募捐活动等方式吸引更多机构或个人捐赠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证据。     

权益集合法在美国的发展与现状——兼论权益集合法在我国的适用性

本文首先论述美国取消权益集合法的背景与原因，其次简要地说明第141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2001)与会计原则委员合第16号意见书(1970)之间的差异，最后讨论权益集合法在我国的适用性。本文的结论是，即使美国2001年已经取消权益集合法，但是我们在制定合并会计准则时，仍应保留权益集合法这种企业合并会计处理方法，进而提出我国在制定合并会计准则时应注意的两点：严格限制权益集合法的适用条件以及其与购买法两者的适用条件不能有交叉。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绩效——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通过纾缓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出口能力是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影响一国(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之一。本文利用1999～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衡量金融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有限地促进了本土企业的出口增长;尽管非国有本土企业和中小企业对出口贡献呈上升趋势,但难以从正规金融体系中获取充分的融资支持,国有银行寡头垄断的金融市场结构抑制了本土企业出口绩效的持续增进。本文得出的政策建议是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为企业改善贸易竞争力提供合理有效的外部环境。     

最终控制人性质、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结合Bushman和Smith的研究框架与我国新兴加转轨的制度背景,以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会计信息质量与私人产权控股公司、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过度显著负相关,且这种负相关性在它们间无明显差异;会计信息质量与私人产权控股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但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负相关性不显著。因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加快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系统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以更好地发挥会计信息在公司资本配置中的作用。     

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的证据

环境规制如何释放制度红利,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鲜有文献从微观企业和环境规制工具异质性的角度进行考察。本文以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2011—2017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发现:排污收费"倒逼"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一"倒逼"效应体现在外部压力和内部激励;环保补助却"挤出"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一"挤出"效应体现在迎合政府和机会主义,在控制内生性、排除干扰性因素、改变变量定义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资源基础较强时,排污收费对绿色创新的"倒逼"效应更加明显,但环保补助不存在这一现象;排污收费促进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成果的产出,而环保补助却"挤出"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成果的产出。本文发现了不同性质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对已有关于环境规制经济后果研究的争论提供了中国的微观证据,为如何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双重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