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抑或"继承":农地产权如何影响农民生育性别偏好

"重男轻女"被视为乡土中国的重要传统之一.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但较少关注男女性别偏好所反映出的农民土地情结以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能带来的乡土社会生育观念的变化.本研究表明,农民生育"重男"的性别偏好不仅是农村家庭传承中"继承"观的反映,也是农地产权不稳定或不安全时壮大地权博弈力量的需要.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检验结果显示,农地调整和农地确权均会强化农民"重男轻女"的生育性别偏好.其中,农地调整会诱导农民对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偏好,生男孩成为"弱者的武器";农地确权并未激励农民在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占优",而仅限于"有".前者表达产权争夺的"竞争性",后者表达产权排他的"继承性".文章强调,"重男轻女"观念隐含着不同的产权含义.     

转移距离、服务外包与农地流转——基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农户证据

利用9省(区)农户数据,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距离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的距离越远,越能够强化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倾向。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户劳动力转移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只有当农户中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达到一定比例时,才会对农地转出产生影响;使用替代变量法和工具变量法均证明了该结果的稳健性。农户异质性分析表明,高兼业程度农户的劳动力非农转移、体力型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其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分区域来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转出的影响呈现中部、东部、西部依次弱化的区域格局。另外,农户参与分工经济,进行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会显著降低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户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农业劳动力、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地流转三大要素市场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脉络、基本内核与提升路径

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而生产力发展则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区别于以大量资源投入来谋求农业增长与食物供给的传统生产力,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亟需新的生产力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生产力的理论创新,也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创新。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大国小农”向“大国强农”的历史性跨越,迫切需要加快形成以高质量为目标、以创新引领为基础、以科技赋能为内核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基本的方向是,着力推进从传统要素到重构基要函数的根本性转变;从能源农业到数智型农业的跨越性提升;从种子技术到“五良法”的匹配性延伸;从大食物观到大国土资源观的创新性配置;从食物生产到农业功能拓展的突破性转型;从农民队伍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系统性培育。要以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强大动能驱动农业强国建设,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     

市场化、南北差距及其根源——基于作物性质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根源，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其中，市场化发育的区域差异是解释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线索。然而，市场发育区域差异的生成根源却未能得到恰当的处理与阐释。文章试图从作物性质的政治经济学维度，构建"政府管制-作物性质-逃避策略"的逻辑框架，探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背后市场发育的决定机理。文章认为，如果将市场化进程视为政府管制放松的过程，那么管制放松就可以区分为主动管制放松与被动管制放松。由可实施逃避策略所决定的被动管制放松及其所触发的市场化进程往往具有不可逆性。由此，逃避策略选择的区域差异性，将导致区域市场化发育程度的不同进而带来经济增长的差异。基于全国1997-201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由"无政府主义"的作物种植所表达的管制逃避策略，能够显著促进市场化的发育程度；作物种植差异及其所蕴含的种植文化特性，共同决定了南北市场化差异；源于2013年全面开展的农地确权，进一步强化"南强北弱"的管制逃避，导致南北经济差异不断扩大。本研究有助于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提供新的洞见，从而为缓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并推进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建设农业强国——从产品生产到社会福利的发展模式转换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能够服务、丰富和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农业发展理论，其核心线索是谋求农业农村的要素贡献与食物供给，强调农业改造、生产发展以及要素的配置效率，但普遍忽视了由农耕文明、村落文化所承载的人文福利，忽视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及其相关联的生态福利。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严酷的人地关系、优良的农耕文化与丰富的生态资源决定了中国式“农业强国”的目标，必须是安全最大化基础上的福利最大化。因此，中国式“农业强国”需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从产品生产过渡到社会福利，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中，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逃离抑或竞争:地权稳定性对农民教育投资的影响

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其分配方式及其稳定性状态直接决定了农民的生计和对未来生活的预期。然而，中国农村地权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曾一度长期存在，既抑制农民生产稳定性预期的形成，也催生出农民的地权博弈策略。本文研究发现，长期地权不稳定的地区，农民更为认同“读书改变命运”,或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以“逃离”不稳定的生存环境，或通过教育信号显示以强化家庭地权竞争力量。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地权稳定性不足的村庄农户具有更高的教育投资水平、受教育年限更长，且更不认同“读书无用论”;地权不稳定作为历史遗产会形塑“读书重教”的集体意识。本文强调，中国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隐含着深刻的产权经济学逻辑。     

产权制度的社会关系效应——来自农民村社交往格局的微观考察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使得农村土地及其权益的竞争性配置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中国农村地权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曾一度长期存在，并成为塑造传统村社形态的重要诱因。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经验分析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民村社交往频率、人情往来密度和关系型交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地权稳定性相对不足的村庄，农民具有更高的村社交往频率，一方面，通过筑牢亲友关系以提升地权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提升非亲友交往频率以强化地权排他能力。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历史遗留的人地矛盾能够形塑农民的村社交往格局和关系型村社形态，而人地关系的变动则会动摇地权稳定性以及相关联的村社交往秩序。此外，由成年男性表达的谈判优势和由体制内就业表达的政治资源，是农户家庭地权竞争实力的重要力量，并对农民基于地权竞争而开展的村社交往具有替代效应；“乡政”对“村治”的管制和地权法治化，则将会弱化基于地权排他的关系缔结。笔者强调，中国农民村社交往格局和关系型村社形态，隐含着深刻的产权经济学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