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结构与投资效率关系研究——基于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的分析

本文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12年数据,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下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和高管激励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整体上低于民营企业,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投资效率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较弱股权制衡度、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分离、适当低的董事会频率、良好的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而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市场化改革、政府融资的挤出效应与资源错配——基于各省份城投债发行的经验证据

作为政府融资的重要形式,城投债发行不仅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影响深远,而且影响着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分析并检验我国2005—2017年地方政府融资与信贷资源配置的内在关联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由于政府担保机制的存在,以城投债为代表的政府融资行为对民营企业产生了显著的信贷挤出效应,且在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更严重,主要表现为显著抑制民营企业信贷融资,挤出了其资本投资;第二,由于研发创新的累积性特征,政府融资的挤出效应致使微观企业通过调整商业信用结构来应对外部融资约束,从而保持研发投资的稳定性;第三,政府融资的挤出效应会加剧地区资源的错配程度。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困境进而优化资金配置效率以提升发展质量的根本途径,在于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转型和消除信贷市场歧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     

跨国公司转让定价的避税动机、经济影响及反避税政策

伴随经济的全球化,跨国投资成为世界经济中常见的经济现象,跨国公司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力量。跨国公司的转让定价问题极受关注,研究了跨国公司转让定价的避税动机、经济影响及政府的反避税政策,并提出完善中国转让定价税制的政策建议。     

放松利率管制、过度负债与债务期限结构

放松利率管制不仅消除了信贷市场摩擦,而且可以通过调整贷款利率水平以实现信贷风险与资金成本之间的匹配,从而对企业资本结构选择产生影响。本文以2000-2015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杠杆选择和债务期限结构两个方面来实证检验放松利率管制如何影响企业资本结构。检验结果发现:放松利率管制不仅显著抑制企业过度负债,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而且延长企业债务期限。进一步检验还发现,放松利率管制显著抑制企业短贷长投行为,降低企业现金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以上问题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证实了放松利率管制影响企业杠杆选择以及资本错配的具体作用机理,而且在实践方面对于我们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的风险环境分析

内部控制是商业银行为实现经营目标,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时候监督和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因此,建设和加强适合我国商业银行本身的内部控制制度成为银行业的当务之急;因为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是提高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防范风险危机的关键所在。本文选取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为代表,对其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内控体系的风险环境进行分析,挖掘潜在的经营风险,并提出完善商业银行内控体系的对策建议。     

信息分散程度、审批制度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市级行政审批中心成立的准自然实验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性举措,审批制度改革通过打破行政垄断、缩短投资审批流程,有助于提升微观企业经营灵活性。本文选取1999—2017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Hayek(1945)的当地信息优势理论框架下,将市级行政审批中心的成立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审批制度改革如何影响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审批制度改革能够显著促进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表现为企业新增投资与投资机会间的敏感性显著提升,且在投资机会信息分散程度更高的企业中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经过内生性处理及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横截面检验显示:(1)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相比,审批制度改革对市场化程度更高地区的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2)与中央国有企业相比,地方国有企业受审批制度改革的影响相对更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审批制度改革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交易费用。本文研究结论既有助于揭示当前简政放权产生的微观经济效应,也能够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提供证据支持。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与风险防范分析

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我国的企业也蒙受了一场灾难。出现了实体经济趋于萎缩,部分企业出现了关门、倒闭,上市公司经营环境恶化等状况;同时在内部控制诸多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充分的暴露出来。在当前金融危机全球化的形势下,建设和加强适合企业本身的内部控制制度就已成为企业的当务之急。因此,从内部控制的定义出发,分析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及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些启示和改善的建议。希望可以抛砖引玉,提醒中国企业在实践中切实加强内部控制,提升企业价值。     

成本冲击、利润率差距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外生冲击

本文以外生制度成本冲击——最低工资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选择2000-201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最低工资制度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制度显著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且实体资产与金融资产间利润率差距越大以及劳动密集型程度越高,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越明显。平均最低工资标准自然对数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金融化水平约增加14.38%个标准差。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平均工资水平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距越小、企业向市场成本转嫁难度越大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越强。进一步讨论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加剧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负面效应。以上研究结论对挖掘外生制度成本冲击下实体企业金融化背后所蕴涵的企业策略性动机,进而为破解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制度诱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司法改善与企业债务融资——基于巡回法庭设立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法律环境对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的规模和范围至关重要。为遏制司法地方化，促进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起设立地方巡回法庭。以我国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巡回法庭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司法改善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所在省份被巡回法庭覆盖后，债务融资成本显著降低；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非垄断企业以及经营风险大的企业中，促进了债务市场的竞争中性；可能的机制是，巡回法庭的设立从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两方面，有效遏制政府的不当干预，提升司法公正性，促进债务融资市场的公平竞争，从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分析发现，伴随着债务融资成本的下降，企业融资约束有所缓解，短期财务绩效与长期市场价值也得以提升。本研究为“法与金融”学说提供了来自中国的新鲜经验证据，揭示了我国法治化进程与市场转型的密切联系，对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债权人保护与公司风险承担——基于《破产法》和《物权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我国《破产法》和《物权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情境，使用破产风险作为分组变量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债权人保护的强化如何影响公司风险承担意愿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债权人保护强化显著抑制公司风险承担意愿，公司风险承担意愿平均下降约为均值的25%,上述结果在排除替代性解释以及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拓展性检验发现：上述关系在法律执行效率更高地区的公司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伴随着债权人保护趋于严格，公司风险承担意愿的降低显著削弱了其产品市场绩效。本文研究测度了债权人保护对债务人风险承担意愿的净效应，拓展并深化了实施《破产法》和《物权法》产生的经济效应，对评估法律实施效果以及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