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是东道国内部冲突的抑制剂还是催化剂

随着国家内部冲突取代了国家间战争成为集体政治暴力的主要形式,对内部冲突中国际维度的关注促使人们思考以国际投资为代表的全球化与跨国企业的影响。从理论上看,国际投资可能会引发冲突,也可能会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中国虽然是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OFDI)国,但研究中国OFDI对东道国内部冲突影响的实证文献几乎没有。作者基于2004—2016年中国对115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显著降低了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而全球第一大OFDI国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对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则不明显。在影响机制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显著降低了当地的失业率,有助于增加民众参与武装冲突的机会成本,降低叛乱行为的合法性与成功率,进而减少东道国内部冲突的爆发。以上发现体现出中国投资对东道国内部稳定性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全球市场上的中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经验

作为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同时也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世纪之交的中国工商银行感到自己国际化发展的不足。2000年以来,工行从中国香港等亚洲地区开始,利用全球资本市场,以兼并收购和设立分支机构并重的方式,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地在各大洲实现了战略布局。     

金融市场开放进程中的中国金融安全与稳定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和基本趋势。在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今天，如何能够在金融全球化中获利，又能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尤其是像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转型的国家。本文综述了我国金融安全面临的挑战，从四个方面概括了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以及相应的对策。     

跨境资本重新流入 投资结构略有优化——2013年上半年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报告

本报告以国际收支平衡表(BOP)与国际投资头寸表(IIP)为切入点来分析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及其背后的原因。2013年上半年,中国面临较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入,但第二季度流入规模同比有所下降,预计下半年流入规模将会进一步下降。2012年,中国国际投资结构有所优化,对外投资收益率略有改善,但预计2013年的估值效应仍会持续为负,并     

民粹主义、国家监管空间与国际投资协定再谈判北大核心

国际投资协定签订的初衷和核心在于缔约国“自缚手脚”地失去一定的政策自主权以保护外国投资。近年来国际投资治理体系朝着适度扩大东道国监管空间的方向改革,但尚欠缺对背后驱动因素的系统性解释。作者关注民粹主义对国际投资政策的影响,认为民粹主义程度较高的政府因其“反精英”的意识形态核心具有扩大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倾向。通过对1986-2017年247个重新谈判(包括终止)的国际投资协定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可以发现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变化与其国内民粹主义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在经过进一步删选样本、转换因变量和改变估计模型以及更换核心自变量的计算方式和衡量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交互效应检验进一步证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扩大、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国际投资仲裁经历与民粹主义倾向对于国际投资协定中扩大国家监管空间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缔约国税收的增加则会加强民粹主义倾向的影响。通过补充国际投资规则扩大东道国监管空间的驱动因素以及民粹主义的政策影响这两支文献的研究内容,作者揭示了推动全球投资制度演变背后的政治环境,有助于更好地平衡投资者权利和国家政策自主权。     

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对于全球投资治理体系中国有三大诉求:一是降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投资壁垒;二是保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安全;三是希望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投资模式得到尊重和认可。目前国际上缺乏一个有约束力的全面覆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和自由化的多边投资协定。这一缺失既是问题,同时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提供了机遇。中国需要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而相对于区域协定,最佳路径是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使之成为构建多边投资框架的范本和平台,从而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助力高水平开放

经历七年50多次高强度、密集的谈判磋商,中欧终于在2020年12月30日如期完成了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欧全面投资协定(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下称“中欧CAI”)超越了双方传统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模板,在市场准入和投资自由化、公平竞争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重要突破。中欧CAI还为更加全面的中欧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的谈判奠定了基础,在实质性层面上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进程。下一步的挑战是,中欧CAI需要中欧双方的签订和批准才能正式生效,签订后两年内还需要就投资保护和争端解决机制作出更清晰的承诺,以实现投资保护和市场准入并重。     

竞争者,殖民者,还是开发者?——非洲眼中多面的中国

本文作者利用布伦舍斯特基金会(BrenthurstFoundation)最近的两项研究,分析中非关系的变迁,特别是中国投资对非洲大陆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被国际舆论简单地归于两面:好的或坏的。他们认为非洲大陆并没有从与中国日益密切的联系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红利,虽然有部分中国的因素,但主要是非洲自身的原因。因此,为了更好地利用中国对大宗商品的庞大需求,非洲需要更加积极主动、有前瞻性地定位其切身利益。本文认为,对于基建、制造业和地方就业等所有这些非洲表达出担心的领域,中国投资给非洲带来了净收益。     

被误读的官方数据——揭示真实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

过去十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猛,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如今成为全球第五大投资国。"海外中国"、"中国的跨国企业"对全球的生产模式、经营规则、价值理念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争议和挑战。然而,不完善的统计制度、抽象概括的统计报告、只言片语的媒体报道,难以避免地产生了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种种误读。而当前阶段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又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模式,其核心在于加强国内生产和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实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和投资行业正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整体趋势,与国内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迫切要求同步。     

母国政府支持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

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是衡量企业国际化成败和建设对外投资强国的重要考量。文章以“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母国政府支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海外子公司资产收益率(ROA)有所降低；(2)这一绩效降低与部分企业不当追逐政策红利相关，体现为发生在更有动机追逐政策红利的非国有企业海外子公司，存在更大外来者负担和合法性压力的与中国非接壤、制度距离较大的东道国；(3)随着时间推移，投资者趋于理性，外来者负担有所下降，这一绩效降低效应逐渐减小。文章为更好地利用母国政府支持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完善“一带一路”政策体系提供了微观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