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三产业发展地区差异问题实证分析

随着第三产业经济地位的提高,各地区第三产业协调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文章运用多元统计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各地区第三产业发展地区差异的特征和变化趋势进行了定量分析。以分析结果为依据,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建议。     

人口生活质量公共产品外部效应的矫正机制

本文从影响人口生活质量的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角度出发,通过政府在投资公共产品时选择由谁进行生产的两种方案比较中,确定了由政府投资、私人生产的制度设计是矫正公共产品外部效应的理性选择.     

生产集中、人口分布与地区经济差异

动、静态比较分析发现 ,我国生产的极化作用不高 ,人口的极化作用过低。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向东部地区不断集中的同时 ,人口没有相应地向那里集中 ,造成核心发达区域生产与人口分布高度失衡。鼓励中西部贫困人口向东部尤其是东部核心区域流动 ,是解决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有效策略。     

区域矿产资源开发模式、生态足迹效率及其驱动因素——对“资源诅咒”学说的另一种解读

文章考察在生态足迹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与资源禀赋的变动关系,分析了我国矿产资源丰裕区形成"资源诅咒"现象的重要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矿产资源丰裕区矿产资源开发模式具有一定的有条件的技术进步推动型特征,但是却忽略了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城市化水平对生态足迹效率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工业化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则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相关研究进展

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是土地集约利用的需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求。增减挂钩模式主要有小城镇建设模式和社区建设模式两种。增减挂钩运作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农村集体自主型三种。增减挂钩的主要阻力来自:土地制度的束缚,整合资金的缺乏,农民意愿的不足,村镇体系规划的滞后。国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主要经验有:将村庄体系规划纳入城镇体系规划进行统一考虑、总体布局,形成"中心城市—一般城市—中心镇—一般镇—中心村"的城镇村规划等级;城乡统筹为村庄整合的实施提供机遇,宅基地换房、承包地换保、土地作价入股等新创举,为推动增减挂钩、村庄整合提供了新思路。     

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差异分析

本文选取了京津冀1985—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目前三地172个区县的人均GDP数据,对京津冀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在经济发展时间差异方面,以1992年为节点呈现前后分异,在此之前,三地水平大致相当,在此之后,三地经济逐渐拉开差距;经济总量的位次由高至低依次为河北、北京、天津。在经济发展空间差异方面,区域内部经济增长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表现为北京、天津高于河北省;东部地区、西南地区高于北部、西北和东南地区。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空差异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京津冀区域空间格局及其优化整合分析

本文以京津冀区域空间结构为研究对象,从点、线、网络和域面四个基本空间要素入手,研究提升区域竞争力的空间整合规律.研究认为,京津冀区域人口和城镇体系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一方面,以自然条件为基础,呈现东南集中特征,另一方面,中小城镇分布以京广、京九、京哈铁路等为依托,呈现以北京为中心的强向心分布;城镇带分布大体可划分为京广线...     

确立京杭大运河保护新理念

●京杭大运河,是一条见证了中国两千多年文明史的“历史长河”,是一部展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具备申报世遗的基本要素。实施运河综合保护工程,就是要为京杭大运河申遗打下扎实的基础●实施运河综合保护工程,必须牢固确立以下理念: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保护生产力,就是最大的政绩;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人人有责,保护与发展“鱼”与“熊掌”可以兼得●运河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截污、清淤、驳坎、配水;绿化、保护、造景、管理八位一体,齐头并进,整体推进。只有这样,才能把运河真正打造成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景观河、生态河,实现“还河于民、申报世遗、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三大目标     

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选择——以辽宁大石桥为例

本文以辽宁大石桥为例,通过综合分析城市的产业和经济发展特点,对城市发展阶段进行了基本判定,并结合城市的综合发展条件,提出了大石桥经济转型的模式和基本路径,指出大石桥应当充分把握机遇,在当前的城市繁荣期尽快通过多元化的转型模式实现城市转型.     

The pervasiveness and severity of tunneling by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in China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unneling by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in China's public companies, and finds that, first, tunneling is pervasive and severe; and, second, private controlling ownership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severity of tunneling.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 China, where there is not sufficient and effective legal protection for investors,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especially shareholders of privately controlled public companies, are able to conduct tunneling at minimal costs. Further,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lone are not sufficient to protect minority sharehold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