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话语理论与黛茜·米勒悲剧的成因分析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以展现欧洲旧世界和美国新世界的文化差异、冲突而闻名,《黛茜.米勒》就是其代表作之一。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表明:在话语的生成和传播过程中,有一种权力在运作,正是这种权力使问题得以提出,使陈述成为可能,又使话语拥有权力。运用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从黛茜.米勒和权力话语冲突的内容和实质两方面重新解读《黛茜.米勒》,不难看出权力话语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可以把异己的“他者”置于死地。     

英语口语中的情感因素

文章主要从心理学角度探讨情感因素在英语口语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及其对话语意识培养的积极作用,希望能给广大口语学习者提供一条举一反三的捷径,同时对英语口语教学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电视访谈的话语特色

话语结构是话语分析中研究成果颇丰的研究领域之一。近年来，电视访谈这一话语类型也日渐引起话语研究者的重视。在电视访谈的语境中，预先设定的话语角色和话轮分配方式，受到限制的参与者的话语角色，形成了以主持人提问、嘉宾回答，以及主持人与嘉宾合作共同完成访谈任务的话轮转换机制为特征的互动性话语结构特征。同时主持人与嘉宾的合作以及电视访谈尽量接近日常谈话的特性又使其话语结构具有日常谈话的话语特征。     

公共真实中的社会和谐

公共真实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在享有公共真实的社会中,人们才能有效地一起辨认当前生活中的不和谐因素,并一起克服这些因素。这样一个允许自由讨论和共同行动的社会空间就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就它做什么,而不是就它是什么而言的。公民社会不单单是一个拥有形式公民身份者构成的社会,而是一个让普通人能通过说真话和积极参与起到公民作用的社会。公民社会的和谐是由每一个公民的宪法权利来保障的。在公民社会中,生活在和谐之中,也就是生活在公共真实之中。公共真实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和谐则是公共真实的结果。     

叙述与展示：纪录片的话语模式及视界结构

所谓纪录片的话语，指的是用于交流的影视语言活动。而这种影视语言的话语本身所表现出的审美特征，又是一种先在的传统话语模式决定的，这就是叙述与展示性的话语模式。纪录片知觉形式首先是一种审美经验，审美经验是视界内的，视界是定向思维与价值的先在经验结构，而纪录片的美学功能决定视界结构，因此，纪录片话语的实质就是视界结构的问题。叙述性话语表现出一元视界结构，趋向一统权威的视界；而展示性话语则是多元视界结构，作者放弃对事件的介入、控制和权威性意志，视界趋向零度。     

一纸灵魂的处方，一曲生命的悲歌——再读《红处方》

女作家毕淑敏在创作中始终关注着女性及其生存状况，《红处方》亦是如此，它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毕淑敏的女权主义开山之作，事实并非如此。在《红处方》中，强大的女性话语场背后透露出的是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但与之对应的是作者向读者进行着更为深切的生命体验展示及发自灵魂深处的人性拷问，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开了一纸灵魂的处方，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是理解《红处方》的重中之重。     

语用学是研究语言特点和规律的科学——对一些话语的简单分析

大多数人认为，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只要是语言功能健全的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说话人的思想、观点。语言交际就象打乒乓球一样，你来我往，顺畅简单。事实上，很多话语如果离开语境，听话人就会感到非常含糊，即使说话人的措辞恰当，听话人也不能够理解说话人真正的意图。本文运用语用学的一些原理对一些话语进行简单的分析，说明语用学能从理论和方法上揭示话语的复杂意义，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清楚地了解人们如何运用语言、并理解说话者的真正意图。[第一段]     

话语民主理论下可持续发展中的公民参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追求需要公民的集体判断，公民参与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是为避免“公地悲剧”尴尬局面的必然选择。从话语民主理论的角度来看，我国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公民参与可持续发展的不完善性和公民淡漠的问题，以及官僚式的独白现象。因此，要构建公共能量场确保可持续发展政策执行过程公民话语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行一些人的对话参与可持续发展，通过“重复性实践”使可持续发展中的公民参与制度化。     

《笨花》与《棉花垛》乡土叙述的比较——兼及对《铁凝的<笨花>批判》的批判

《笨花》因为和作者早年的《棉花垛》有相似之处而受人非议。《笨花》以乡土叙述的方式描绘了河北农村的风土人情,但是《笨花》中还混杂了多种西方话语,即宗教、女性话语和民族解放话语,这些与乡土社会本应是相抵牾的。然而作者为了塑造乡土社会的和谐风貌,通过对各种话语的挪移,而使它们与乡土叙述的冲突彻底消解,造成了文本张力的缺失。     

伊拉克“战争动员”:对美国总统话语的一种分析

国际政治经常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更多的场合它则是与唇枪舌剑有关。事实上,在国际关系中,语言是至关重要的,它经常处于政治分析中的显著地位,并对实际的政治进程及其结果构成影响。作者关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政府如何利用一系列政治话语,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而铺平道路,并选择美国总统布什的“战争动员”话语,对其进行必要的社会/文化分析。文章提出一种研究假设,即布什把政治语言作为对伊拉克政策的一项战略工具,通过把萨达姆政权叙述为一个迫在眉睫的“敌人”,将它“邪恶化”和“罪孽化”,使美国政府在采取“更迭”一个主权国家政权的行动方面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