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开通促进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基于2008—2018年非枢纽城市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提高了非枢纽城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其高质量发展.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二线和三线非枢纽城市企业,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资源密集型企业以及一线非枢纽城市企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拓展了高铁建设的经济后果研究,丰富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文献,对高铁建设的规划布局及其经济分布效应分析具有参考意义.     

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应承担产业结构调整之责?

国外货币政策操作并没有关注产业结构调整的先例,所以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应关注产业结构调整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议题。研究发现:在理论层面,货币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产生"结构性"的非对称性效应,当跨越资本投资影子价值"均衡点"后,货币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预期目标并不会产生;在实证层面,非参数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当滞后1—9个月后,货币政策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指标和"结果"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但随着滞后期增长,货币政策并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格兰杰原因。此外,无论是在"过程"层面还是在"结果"层面,产业结构调整都不是货币政策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二者间不存在互动效应。研究综合表明:作为经济总量调节的货币政策关注产业结构调整,只能视为短期性、暂时性经济行为,不应将其视为常态化工具。     

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商誉重新认识

在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会产生商誉,而商誉会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效益,是企业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定义了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商誉,其次分析了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商誉的确认和计量。再次,本文指出了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商誉存在的问题,最后据此提出了优化对策。     

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现状及发展研究

我国的货币市场基金在互联网的普及推动下得到了稳定而又快速的发展,凭借着自己的高流动性、高收益、高便利性以及低门槛的优势,在未来的这个金融舞台上有着令人期待的潜力。同时,为了规范快速发展的货币基金,合适的监管法规是必要的,推进各监管部门之间以及国际合作,加强对市场的管控,提高人民对货币市场基金的充分认识也是毋庸置疑的好方法。本文首先分析了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现状、然后从其影响和风险点出发,剖析了监管情况,最后尝试提出相应的分析建议。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公开债务融资

本文以2016—2018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公开债务融资的关系.研究发现,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显著提高了企业公开债务融资的成功率和规模;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对企业公开债务融资选择、规模的正向影响越大;相较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公开债务融资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应规披露、未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而言,自愿披露对公开债务融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公开债务融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则不具有明显影响.     

交易所非处罚性监管会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吗? ——来自财务报告问询函的经验证据

与证监会的各项处罚性监管措施不同,交易所发出的问询函属于非处罚性监管,以问询的性质督促上市公司完善其信息披露.本文以2014—2017年5年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实证检验了财务报告问询函与会计信息可比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财务报告问询函与会计信息可比性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缩小样本,以收到问询函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公司当年收到问询函的数量与会计信息可比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收到的问询函越多,会计信息可比性越高.     

二元经济模型的中国适用性探究

文章运用了实际调研成果分析和文献研究的方法,探讨了二元经济模型中国实际国情下的适用性。首先提出了典型的非工资水平的劳动力转移因素;其次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意见和政策方向。     

加征关税如何影响美国贸易逆差及全球福利——基于美元本位下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美元本位特征的两国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美国加征关税及引发的贸易摩擦对美国贸易逆差和全球福利的影响,并详细探讨了相关传导机制。在基准模型设定下,美国单方面加征20%关税会使得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小幅缩小约0.40个百分点,美国长期稳态GDP下降约2.50%,其他国家GDP下降约1.10%,美国居民福利上升约0.60%,其他国家居民福利下降约1.20%。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在抑制全球贸易和生产的同时,会通过更加不公平的国际贸易恶化全球福利分配。当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时,其他国家自身福利并不会进一步恶化,但美国福利会大幅下滑,同时美国贸易逆差相对规模变化不大。贸易摩擦博弈的“囚徒困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贸易战的发生。削弱美元本位地位能促进国际贸易公平性的提升,进而能减弱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全球福利水平,并能有效缩窄美国贸易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