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住房价格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城乡之间劳动力合理流动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利用1999—2013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土地财政和住房价格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财政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倒U型的动态影响效应,而房价则抑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并且房价部分中介了土地财政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土地财政和房价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和阶段异质性,土地财政显著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但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2004年以后,随着土地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土地财政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大幅增强。     

对外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问题

我国近几年外贸顺差的连创新高,并且进、出口增长的走势与世界经济的联动性日益明显,我国的实体经济已经越来越融入全球经济的大环境当中。同时,我们外贸结构的升级也正在以更快的步伐前进,我国双边贸易的高速增长仍将维持一段时间。中国股市在经历了“2.27”暴跌之后,全球各主要股市随后也遭到重挫。笔者并不认为目前中国的股市对于全球市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但是全球石油美元的流动以及日元利差交易的变化情况已经逐渐受到国内投资者的重视,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了全球市场的重要一环。在国内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世界联动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外部因素对于国内经济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要从其他国家的历史发展经验当中吸取金融安全监管方面的教训。     

交通基础设施、FDI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在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及FDI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理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利用30个省级区域1998—2014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普通公路、铁路及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表明：普通公路有效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铁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具体来说,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铁路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倒“U”型相关关系,而在中部地区为“U”型;FDI显著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全国范围内FDI通过作用于铁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区域转移。     

中国二元经济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理论分析与政策选择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就业,是中国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这一历史转型期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影响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有制度因素、供给因素和经济因素,针对中国目前二元经济的特殊性,应强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组织推动工作,加快城镇化、农村工业化进程,健全农村劳动力培养培训机制,建立良好的劳务输出服务体制等,以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欠发达地区劳务外包发展前景与对策——重庆市垫江县劳务外包调研报告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代理商的积极作用,重庆市垫江县劳务外包迅速兴起。垫江县的劳务外包通过主动承接发达地区的企业外包业务,开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离土不离乡”的新模式,开辟了一条发展县域经济,尤其是县域工业经济的新路。垫江县的劳务外包还处于业务外包的低级阶段,一方面要继续扩大劳务外包,另一方面应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升级,积极发展生产外包和物流外包。垫江县要对业务外包进行长期的科学规划;建立完善业务外包信息网络平台;制定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乡、镇、村级建立比较集中的、有固定场所的劳务加工点,并鼓励农民购买机器设备、建立微型家庭工厂,促进劳务外包的升级发展;进一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激励、扶持代理商,并加强对代理商、村长及农民的相关培训。     

产业集群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间关系的协整分析

本文以江苏省1993～2003年产业集群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性研究。在利用单位根检验对变量平稳性考察的基础上.应用协整方法对变量的长期均衡进行分析,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经验性研究,最后对产业集群与产业结构高度化作了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产业集群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论人民币升值与资本账户的开放

由于中国是一个有着高储蓄率“优势”的国家,国内储蓄远远大于国内吸收,因而存在巨额储蓄盈余并表现为持续且庞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国际收支常处于不平衡状态,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如果给定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那么就必须为国内盈余的资金寻找出路。若一味依靠人民币升值的办法硬性求得中国外部平衡,从长期看必然牺牲内部平衡,其结果将可能是危险甚至是灾难性的。更明智的做法应该是鼓励资本输出并逐步开放资本账户,同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当然,还应该加快金融制度改革的步伐并逐步开放金融市场。     

There is no smoke without a fire: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in less advanced economies

The lack of liquidity in the interbank market during the crisis of 2007–2011 led governments to impose different policies to rescue their countries’ banking sectors. While in advanced countries interventions in the banking sector were mostly related to a lack of liquidity and significant asymmetric information regarding counterparty risk, in many less advanced countries they had a precautionary motive. In our article, we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interventions on healthy banking markets, with possible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this extent, we use an event study methodology to test the effect of liquidity and financial sector policy announcements on interbank spread changes in six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EE) countries over the period between 2007 and 2011. We find that standard liquidity interventions did not provide effective stabilization. In fact, our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spread widened after their announcement, probably as a result of the negative signal and consequently increased risk aversion of banks. In such situations, regulators should consider policy instruments that aim to decrease uncertainty in the market.     

人口,土地和农业生产力水平:二十世纪初无锡农村地区人口压力的测量

论文把"生存压力"和"劳动力剩余"作为测量"人口压力"的两个具体指标,在对20世纪初无锡农村地区人口,土地和农业生产力水平详细考察分析的基础上,对20世纪初无锡农村地区的人口压力进行了测量。论文从"人均土地粮食收获水平"和"剩余劳动力规模"两方面讨论了当时无锡农村经济所面临的资源困境,以及其有可能的发展出路。论文认为在当时那种沉重的人口压力下,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发展工业和城市经济是实现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经济转型的关键。然而,就是在当时全国工业和城市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其当时的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程度也远不足以吸收足够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资金和技术上对农业生产予以显著的支持,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本质性的变化。     

价格歧视下四种市场类型的消费者剩余

市场按垄断程度由高到低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完全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在发生二度价格歧视的情形下,这四种市场的价格歧视程度的定量结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二度价格歧视下,用微分法研究了一个垄断厂商市场情形,用博弈论方法研究了n厂商市场情形的均衡总产量,均衡价格,均衡总收益,总收益增长率,消费者剩余,厂商占有的消费者剩余率。最后把各种市场情形的上述指标归纳为统一的公式并详细分析了其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