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驱动的县域城镇化与规划政策反思

县域是完成农民就近城镇化、实现城乡要素跨界配置、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最为基础的空间单元.在一些户籍人口规模大的县域,县城公共服务设施的提标扩面是保障城镇化质量的关键,而教育设施至关重要.通过剖取皖北太和县重点研究,发现该类县城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基础教育驱动人口集聚的城镇化景观,现象背后折射出农业转移人口以家庭为单位用时空成本换代际流动的诉求,即该类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农村学生家庭在乡城迁移过程中发生了从"半耕半工"向"半工伴读"的分工模式转变,家庭成员因就近陪读和远距离务工相结合而呈现横跨乡村—本地县城—异地大城市的时空离散.以教育为媒介,上一代在付出巨大时空成本的同时,下一代进行着"城市性"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的社会习得,积累融入社会阶层体系的文化资本,乃至以考学作为通道,实现基于代际之上的城镇化.研究对于具体规划实践中,认识县域城镇化的特征趋势、扩大县城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中教育资源的供给,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实证基础.     

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高铁开通促进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基于2008—2018年非枢纽城市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提高了非枢纽城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其高质量发展.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二线和三线非枢纽城市企业,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资源密集型企业以及一线非枢纽城市企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拓展了高铁建设的经济后果研究,丰富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文献,对高铁建设的规划布局及其经济分布效应分析具有参考意义.     

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应承担产业结构调整之责?

国外货币政策操作并没有关注产业结构调整的先例,所以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应关注产业结构调整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议题。研究发现:在理论层面,货币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产生"结构性"的非对称性效应,当跨越资本投资影子价值"均衡点"后,货币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预期目标并不会产生;在实证层面,非参数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当滞后1—9个月后,货币政策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指标和"结果"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但随着滞后期增长,货币政策并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格兰杰原因。此外,无论是在"过程"层面还是在"结果"层面,产业结构调整都不是货币政策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二者间不存在互动效应。研究综合表明:作为经济总量调节的货币政策关注产业结构调整,只能视为短期性、暂时性经济行为,不应将其视为常态化工具。     

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商誉重新认识

在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会产生商誉,而商誉会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效益,是企业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定义了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商誉,其次分析了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商誉的确认和计量。再次,本文指出了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商誉存在的问题,最后据此提出了优化对策。     

短期债务、商业信用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仅包括企业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两部分)两种融资方式对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商业信用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短期债务能显著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将短期债务细分为短期债务比重高和比重低的两组,对比二者对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时发现,短期债务比重较低时,适当增加它的比重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当短期债务水平超过某一限度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会随着短期债务比重的增加而降低;此外,研究还发现商业信用对短期债务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状况,恰当安排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的比例关系,形成合理的债务结构,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并充分发挥商业信用的调节作用,以降低企业风险。     

金融科技对传统银行行为的影响——基于互联网理财的视角

本文使用2011-2015年263家银行的年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基于蚂蚁金服用户数据构建的地市级数字金融普惠指数,探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实质上推动了一种变相的利率市场化,改变了银行的负债端结构,使得银行负债端越来越依赖于同业拆借等批发性资金。负债端结构的改变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偏好上升,但是借贷利率和净息差都有所下降。即银行选择了更高风险的资产来弥补负债端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损失,但并没有将成本向下游企业转移。此外,本文还发现规模越大的银行受到金融科技的冲击越小。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公开债务融资

本文以2016—2018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公开债务融资的关系.研究发现,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显著提高了企业公开债务融资的成功率和规模;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对企业公开债务融资选择、规模的正向影响越大;相较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公开债务融资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应规披露、未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而言,自愿披露对公开债务融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公开债务融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则不具有明显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