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能否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来自上海和重庆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35个大中城市2006-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基于上海和重庆在2011年实施的房产税试点政策,运用合成控制法检验房产税政策能否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发展的趋势.研究结果显示,房产税政策能够有效地遏制地区房地产业新增产值占GDP的比重的上升,促使实体企业回归主业,增加实体投资,实现促进实体经济朝着"脱虚返实"方向发展的作用.鉴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快推进房产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并在政府补贴、银行贷款等方面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鼓励实体企业进行更多的实体投资.     

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短期债务、商业信用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仅包括企业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两部分)两种融资方式对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商业信用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短期债务能显著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将短期债务细分为短期债务比重高和比重低的两组,对比二者对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时发现,短期债务比重较低时,适当增加它的比重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当短期债务水平超过某一限度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会随着短期债务比重的增加而降低;此外,研究还发现商业信用对短期债务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状况,恰当安排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的比例关系,形成合理的债务结构,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并充分发挥商业信用的调节作用,以降低企业风险。     

缤纷绿地 缤纷业绩——上海徐汇绿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振强

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集团,作为绿地控股集团下的核心成员企业,是绿地大消费战略的主要实施者。在国家扩大对外开放、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贸易港集团依托绿地海外资源配置优势,着力打造贸易港产业核心平台,重点开拓国际贸易、终端零售、商业运营、商贸物流领域,围绕进口全产业链布局,加快打造成为中国商贸流通龙头企业,并成为绿地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融资约束、商业信用与民营企业财务绩效

融资难和融资贵是民营企业的经营难题,直接影响其财务绩效,在面临资金压力情况下,民营企业利用商业信用进行赊销赊购也能体现自身的良好融资。文章以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选取符合民营企业运营特点的财务比率,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民营企业财务绩效的综合指标,并利用OLS回归模型检验了商业信用调节下融资约束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民营企业财务绩效呈负相关关系,且在其他条件一定情况下,商业信用呈倒U型调节融资约束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有助于民营企业在经营管理中进一步重视商业信用的效用水平,遏制其盲目扩张商业信用的规模,并有助于政府积极引导企业制定科学的商业信用使用机制,高效解决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问题。     

“晋江经验”视角下金融服务泉州实体经济调查

"晋江经验"的最鲜明特色是"紧紧咬住实体经济发展不放松"。近年来,泉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晋江经验"指引下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着金融深化程度低、融资结构不合理、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受限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关系还有待平衡等问题,亟需弘扬和践行"晋江经验",从金融服务体系、货币信贷传导机制、普惠金融和金融创新机制、金融环境等方面发力,深入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